摘要：東盟國家是“一帶一路”重要的參與者與建設者，推動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的傳播與交流是促進各國民心相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我們需要構建拓展傳播平臺，豐富交流層次；把握受眾特性，實現精準傳播；重視對話協商，促進民心相通。

關鍵詞：“一帶一路”；文化傳播；東盟

“一帶一路”倡議植根于深厚的歷史土壤，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是對古代絲綢之路的傳承和延續。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構想以來，“一帶一路”成為當前中國推動區域合作與發展的重要方式，也成為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的重要門戶。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將中國文化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中，是“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的可能

“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打開了大門。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開展，中國與沿線國家不僅在經濟貿易領域實現互惠互利，文化交流也變得更加頻繁緊密。為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明互鑒與民心相通，推動文化交流、文化傳播與文化貿易創新發展，文化部于2016年出臺了《“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于2021年7月發布了《“十四五”“一帶一路”文化和旅游發展行動計劃》，在文化交流領域明確了三大計劃，即“一帶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務實推進計劃、“一帶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平臺鞏固計劃、“一帶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品牌提升計劃，為促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與傳播提供了規劃指導與方向引領。可以看出，國家層面在積極利用“一帶一路”開展文化交流與傳播工作，做好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工作符合新時代國家發展要求，是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大舉措。

文化相似為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打通了壁壘。中國與東盟各國地緣相近、山水相依，老撾、緬甸、越南與我國廣西、云南接壤。同時，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族緣相親，文化相近。由于地緣及歷史原因，東盟國家多個民族與我國西南地區民族在語言上存在極深淵源，柬埔寨、泰國等地的民族仍保留與我國多個民族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習俗與語言習慣。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地又是密度極高的華僑聚居地。依托地緣、族緣雙重優勢，我國與東盟各國不僅能夠較早開展經濟和文化交流活動，更使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文化與習俗上存在不可分割的連續性。這種文化上的相似性、相關性體現在方方面面。在歷史長河中，中國古文化不斷融入東南亞地區，在語言文字、生活習俗、飲食習慣等多個層面保持相近性。因此，有國際學者曾把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劃歸為“漢字文化圈”和“筷子文化圈”等。[1]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長久延續的堅實基礎，“一帶一路”文化傳播是促進民心相通的有效路徑。民心相通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基礎，“一帶一路”倡議如果得不到沿線國家人民的參與與支持，就背離了我國想與沿線國家共享發展成果的美好初衷。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傳播以“和合”理念為基礎的新“絲路精神”，借助文化交流的軟助力作用，進一步強化沿線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逐步消除各國間的疑慮，培養深厚的民意基礎，為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以此夯實多領域合作基礎。隨著沿線各國人民友好關系的建立，能夠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不斷務實推動多領域產業合作，帶動沿線各國人民實現多領域共同繁榮，共享多領域發展成果。“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在于“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的關鍵在于文化的交流互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與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將打通它們之間的壁壘。

新媒體為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拓展了空間。文化傳播需要借助一定媒介實現，與過去傳統的傳播媒介相比，大眾傳媒已經具備傳播速度快、范圍廣等優勢。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數字化傳播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新介質。社交媒體是開展數字化傳播的重要平臺，也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新平臺。一些高科技手段運用到數字媒體中，讓中國文化的傳播與共享可超越時空限制，讓接受者感受參與式、沉浸式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在疫情的影響下，難以開展“面對面”的文化交流活動，借助高新技術搭建起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文化傳播空間，數字媒介讓虛擬在場的文化共同體想象成為可能。隨著中國文化傳播的手段越來越豐富，“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的技術層面已成現實。

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存在的問題

傳播主體不夠多元。當前，我國政府主導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工作能有效發揮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能有效保證文化傳播的“深度、廣度、速度”，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傳播主體效能不足的問題，進而影響中國文化對東盟國家傳播的質量。[2]另一方面，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也可以成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參與者和踐行者。

傳播內容精準度、本土化程度較弱。“一帶一路”是一個宏觀大概念，不同國家的多種文化相互交織，如果以中國文化對東盟國家傳播的“一以貫之”傾向，即將同一內容的中國文化在不同的國家逐一傳播，這樣難以根據不同國家的受眾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文化傳播，會直接影響傳播力。在地理位置上，東盟國家與我國距離較近，歷來與我國來往眾多，在多個方面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我們總能找出與東盟國家本土文化聯系最為緊密、契合度最高的中國文化。例如泰國的潑水節、泰拳等典型文化與我國傣族的潑水節、壯族的昂拳有諸多相似之處。這并不是說精準化傳播就是傳播相似文化，而是強調相似文化可以作為推進精準化傳播的“敲門磚”，能起到很好的文化緩沖作用。另一方面，面對多個國家復雜的文化環境，對東盟國家的文化傳播并不是僅將中國文化內容從中國土地搬到國外土地，而是要求各文化傳播主體引導其與當地文化有機融合。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要絕對保證文化內核的“中國化”，文化的表達方式，傳播方式要盡可能做到國際化、本土化。在對東盟國家進行文化傳播時，要著重考慮國情差異，兼顧精準傳播與本土化傳播，選擇各地區樂于接受的文化內容、易于接受的表達方式開展文化傳播工作。

社交媒體的影響力發揮不充分。在國內，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生產內容的視頻創作者還有很多，但面向東盟國家進行文化傳播的主體人群較少，而且傳播效果不佳，在社會上新型社交媒體在對外文化傳播中尚未被專業化、廣泛化運用。

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的路徑研究

第一，拓展傳播平臺，豐富交流層次。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的傳播，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融媒體技術，全方位、立體化布局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積極拓展敘事平臺，拓展傳播平臺，全面提升傳播實效。另一方面，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等官方機構的主體作用，動員各種文化交流中心、華人華僑文藝團體、留學生團體以及當地華人等民間組織在中國文化傳播交流中的作用。

既注重官方主流媒體的引導作用，也要發揮民間傳播平臺的聚合吸引作用。官方主流媒體輸出的信息具有權威性，既能做好整體脈絡的宏觀性把握，也能做好文化素材選用、內容設置等細節處理，以此保證文化傳播范式和內容的中國方向。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作為“一帶一路”倡議有機銜接的重要門戶與東盟的關系更加緊密。作為經濟的“先行者”——文化在東盟的傳播也成為其重要的一部分。官方主流媒體《廣西日報》開辟了“開放·東盟視窗”欄目，欄目主要報道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設與發展，并把廣西的特色文化、經濟建設等內容傳播到東盟國家，還向國內受眾介紹東盟國家的風土人情及經濟發展情況。廣西衛視推出的欄目“海絲路”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傳播新絲路聲音，對東盟國家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等新聞進行全面覆蓋和報道。民間傳播平臺更具大眾化視野，在文化故事講述、細節呈現、情感表達等方面更加細膩，貼近生活，能夠使東盟國家受眾感同身受，在強烈的代入感中彰顯中國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在微信、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和視聽媒體中，中國流行文化和傳統文化吸引了大量東盟國家青年的關注，劇情化、細節化的文字或短視頻表達將中國文化傳播給了他們。

以“一帶一路”為依托豐富交流層次，可以增強中國優秀文化在東盟國家的認同度。中國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東盟文化交流活動中，例如，政府部門組織開展的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博覽會文化展、中國—東盟音樂周、中國—東盟戲劇周等文化交流活動為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人文交流發揮積極作用。廣西文藝院團推出的彩調歌舞劇《劉三姐》和舞劇《碧海絲路》等劇目，多次赴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盟國家進行演出。演出把廣西乃至中國亮麗的文化名片——“劉三姐”文化帶到東盟國家，讓觀眾能夠多渠道、多角度地認識中國、了解廣西，對增進雙方文化交流起到積極作用。通過非政府組織在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四大中國傳統節日中組織各類文化交流活動，介紹節日的來歷、紀念形式及其意義，增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友好關系，促進彼此理解和文化包容。

第二，把握受眾特性，實現精準傳播。雖然中國和東盟國家在歷史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彼此文化相似，交流頻繁，但在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的傳播過程中，不同國家、不同語種之間還存在一些話語差異。相對于面向東盟表達的廣博性和統一性而言，精準化推行“一文化一傳播”的差異性表達方式，更具精細化、針對性特點。在這種多文化、多語種的傳播模式中，尋找中國文化與東盟國家文化的共同價值理念，既尊重文化差異又相互包容理解，在存異中求同，在包容中共融，更好地實施精準傳播。

推進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實現精準傳播，需要不斷創新敘事方式、提升傳播技巧、增強傳播效能，強化傳播的親和力和吸引力。在敘事方式方面，充分了解東盟國家受眾的需求，找準受眾關切和興趣所在，運用受眾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的方式進行精準傳播，讓主動發聲變為浸潤式傳播，讓東盟受眾在潤物細無聲中愛上中國文化，增進對中國文化的共鳴和認同。例如，2022年11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聯合中國新聞社廣西分社共同主辦的“奮進新征程 開創新時代壯美廣西建設新局面——2022境外媒體看廣西”采訪活動，邀請了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緬甸等17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代表，在廣西開展為期7天的考察采訪，“零距離”感受壯鄉廣西日新月異的變化。海外媒體成為“中國奇跡”的重要見證者和“中國故事”的重要講述者，他們以“文化使者”的身份，積極向海外介紹廣西發展和優秀傳統文化。

與此同時，在傳播技巧方面，我們需要注重抓細節與講情感相結合，將中國文化體現在細處、小處、微處，在微觀敘事中豐盈文化情感，以小見大，折射中國文化背后的中國情感和溫度，引發東盟國家受眾的情感共鳴。比如在一些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世界性話題中，中國的文化感召力、形象親和力也由此鮮明起來。

第三，重視對話協商，促進民心相通。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向東盟國家傳播好中國文化，要在凝心聚力、形成更廣泛共識上下功夫，堅持對話協商、合作共贏、交流互鑒，促進民心相通，形成更多可視性成果，進一步增強建設“一帶一路”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基于利益共同體、文化共同體以及民心相通理念，在有效跨文化合作關系、強化文化主體間性思維、建構人的跨文化敏感和移情能力三個方面下足功夫，中國文化才能更好地在東盟國家傳播。

跨文化合作主要是指不同文化行為主體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為達到共同目的，彼此間相互配合的一種聯合行動。“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與沿線國家建立起跨文化合作關系，涉及多個領域、多個層次。當然，要想深入推進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構建有效的跨文化合作關系，必須進一步深化“利益共同體”意識，夯實經濟利益共享這一根本合作基礎。一方面，著力推進疫后跨境貿易暢通；另一方面，要推進達成“利益共同體”共識，使東盟國家人民真正認識到中國愿意并能夠幫助各國共享發展成果。同時，建立常態化的報道和回應機制，及時回應區域關切，傳播“開放共享”“互利共贏”的共同理念增加合作共識。[3]

在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要在多元主體的平等對話中真正實現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的重要意義。因此，在推進中國文化在東盟國家傳播的過程中，要將文化主體間性思維貫穿始終。承認不同主體間的文化差異性和多元化，以共同認同的合理法則為前提，尋求不同文化之間的平衡點。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要在主動換位思考、轉換立場的過程中，逐步形成文化交流傳播共識，進而構建多元融合的文化共同體。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發展，中國以及沿線各國人民的跨文化敏感和移情能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一方面，我們要正確認識各民族文化存在差異，但并不存在優劣之分，這是對東盟國家進行中國文化傳播的前提。另一方面，挖掘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文化共性，做到精準化傳播，以共性文化引導東盟國家人民跨越移情障礙。在我國以及東盟國家跨文化敏感和移情能力的雙向提升下，民心相通才能真正實現“入腦入心”。

參考文獻：

[1]于建忠，范祚軍主編.東盟共同體與中國—東盟關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王麗主編.“一帶一路”對外文化傳播研究[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20.

[3]李彪，高琳軒.中國面向東盟國家的精準傳播路徑[J].對外傳播，2021（9）.

（作者金美蘭系廣西桂林旅游學院教務處處長、教授，廣西師范大學碩士生導師；王海迪系桂林旅游學院教師）

《中國民族教育》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