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查理大學畢業已有兩年，大概是歷史學專業的緣故，總想給母校“立傳”。不過，查理大學校史研究所暨檔案館（úDAUK）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經甚為完備。筆者姑且在“查理大學與中國”的論題下略盡綿薄之力。

與新中國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政府向蘇聯和東歐派遣留學生。根據統一安排，這批留學生大多前往蘇聯，少數前往東歐國家。其中，前往東歐國家者以學習語言、歷史為主，以應外交工作之需。在此背景下，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在開設俄語、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之后，緊接著開設了波蘭語、捷克語、羅馬尼亞語等東歐國家語言。

這批留學生后來成為中國東歐國家語言文學研究的中堅力量。例如，1960年畢業于查理大學文學院捷克語言文學系的劉星燦（筆名樂辛、星燦），歸國后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副編審、編審，譯有博胡米爾·赫拉巴爾、伊凡·克利瑪等人的著作。劉星燦的同窗蔣承俊（筆名殷俊）于1961年畢業，歸國后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東歐研究室副研究員、研究員，譯有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哈謝克的《好兵帥克》等，著有首部中文《捷克文學史》。同期在該系就讀的還有徐耀宗，歸國后長期在中國科學院從事科技情報工作。

少數前往東歐國家學習理工科的中國留學生包括赴民主德國弗萊貝格工業大學（TUBAF）的羅干和赴查理大學數理學院（MFF UK）物理學系的李鐵映。數理學院是查理大學相對年輕的學院，1952年才從自然科學學院（P?F UK）分離出來。2008年出版的《大學筆記》，收錄了1955年至1961年李鐵映在查理大學數理學院就讀期間，關于物理學、數學等科目的手稿，長達16卷4000多頁。據同窗回憶，李鐵映留捷期間，反對當時“只紅不專”的思潮，勤奮學習。除了捷克語和俄語外，還自學了英語和德語。（劉捷慧，《李鐵映和他的大學筆記》）于光遠的夫人、孟用潛之女孟蘇（原名孟秀英）也曾在查理大學留學，歸國后任高級工程師。

據統計，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在捷克學習的留學生達200余人。然而好景不長，伴隨著中蘇關系破裂，中國與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除外）的關系陷入了長達20年的沉寂。上世紀60至70年代，查理大學與中國的交往乏善可陳。尤為遺憾的是，布拉格之春后，一批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遭到解雇。這一局面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得到改觀。

再續前緣

中捷關系的回暖，與上世紀50年代一樣始于人文交流。1984年，周美如在《國外語言學》（現名《當代語言學》）刊文介紹查理大學斯拉夫學暑期學校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查理大學每年舉辦的斯拉夫學暑期學校歷史悠久，如今暑期學校也增設了新課程。而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則在“天鵝絨分離”后一分為二，即如今的捷克科學院和斯洛伐克科學院。

周美如的丈夫朱偉華于1961年畢業于查理大學波西米亞學（Bohemistika）專業，長期任教于北京外國語學院，著有《捷克語語法》，夫婦合著有《斯洛伐克語讀本》。1988年，朱偉華在《國際論壇》（曾名《東歐》）刊文專門介紹查理大學。1996年，朱偉華又編著《查理大學》，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世界著名學府”叢書，迄今仍為介紹查理大學的唯一中文專著。

查理大學與中國的雙向教育交流也逐步恢復。1988年，適逢查理大學640周年校慶之際，留學生周遐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兩年捷克語之后，赴查理大學學習波西米亞學。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董樹人教授曾于1987年至1989年赴查理大學教授中文。1965年，曾有一批來自各院校俄語專業的學生調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改學捷克語，根據1993年中捷兩國文化教育交流協議，1965級捷克語班校友宋玉玲赴查理大學進修。自1996年起，中捷兩國教育主管部門開始簽訂教育交流協議，交換政府獎學金生、互派語言教師等。

進入21世紀，中捷經貿關系發展迅猛。查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研究系教授米哈爾·梅斯契克（Michal Mejst?ík）曾于2005年接受《21世紀商業評論》專訪，回答關于捷克加入歐盟后中捷、中歐貿易壁壘的問題。梅斯契克教授于2021年去世。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起就任查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的托馬什·卡拉塞克（Tomá? Karásek）教授曾于2009年擔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客座教授。

這一時期，中國學生在華和赴捷學習捷克語的條件空前便利。與此同時，國際中文教育如日方升。捷克國內的中文教育需求迅速增長，中國也向捷克派遣中文教師。2016年，安琪為《探索與爭鳴》封底作詩《查理大學在哪里》：“白云把視野投向灰色樓房時我們，握住了查理大學的手”

查理大學之我見

筆者最初了解到捷克（及斯洛伐克），大概是在中學歷史和地理課本上。后來機緣巧合之下，讀到現象學家揚·索克爾（Jan Sokol）的《小哲學》（Malá filosofie ?lověka）一書。未曾想到，后來又在機緣巧合之中，就讀于查理大學人文學院（FHS UK）。索克爾正是人文學院的首任院長。遺憾的是，索克爾先生于2021年去世。

人文學院并非上世紀50年代中國留捷學生學習捷克語言文學和波西米亞學時就讀的文學院（FF UK）。文學院與醫學院、法學院、神學院并列為查理大學的創始學院，下轄的漢學系也是捷克漢學和布拉格漢學學派的搖籃。漢學系2019年改為現名，原為東亞學系，源自1945年開始的查理大學東亞語言與歷史講座，誕生了以普實克為首，包括何德理、白利德、約瑟夫·海茲拉爾、高德華、鮑格洛、史丹妮、王和達、傅思端、高利克、高馬士、包捷、羅然等在內的一大批捷克和斯洛伐克漢學家。

正式成立于2000年的人文學院是查理大學最年輕的學院。短短20余年間，人文學院從無到有，發展為擁有3000余名學生、250余名教師的學術機構。較之專注于哲學史、古代史、東方學、中世紀學、考古學、歐洲語言文學等正統和古典學術的文學院，人文學院側重于新興人文學科，如人類學、性別研究、符號學、口述史、當代史、歷史社會學等。

捷克的德語現象學傳統源自帕托契卡（Jan Pato?ka），經由其女婿、查理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索克爾發揚光大，學院如今已經發展成現象學和歐陸哲學的學術中心之一。中山大學哲學系張偉（筆名張任之）教授曾就讀于人文學院的伊拉斯謨世界計劃（Erasmus Mundus）聯合碩士項目歐陸哲學專業。參與學術機構以法語或德語授課，其中查理大學人文學院以德語授課。黃子明于2018年在人文學院取得以德語授課的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亦任教于中山大學哲學系。

筆者曾就讀于以英語授課的人文博雅（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專業。該專業也有以捷克語授課的軌道（Studium humanitní vzdělanosti）。專業設有哲學、歷史和社會科學三個方向，分別側重歐陸哲學、近現當代歐洲史和社會文化人類學。2017級有一位中國學生，2019級除筆者外另有一位中國學生，后來轉學至馬薩里克大學。這兩位同學都畢業自國內的外國語中學。

凡查理大學學生都可以跨學院選課，筆者在社會科學學院也修過不少課。同中國留學生專業選擇趨勢一致，社會科學學院的中國學生也以學習經濟學、金融學、管理學等商科專業者居多。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查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研究系（Institut politologickych studií）設有國際關系學碩士聯合學位。隨著查理大學國際化戰略的推進，2016年中捷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并簽署《中捷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協議》，雙向留學生數量近年來呈現出增長勢頭。

無論是在捷克還是在其他地方，筆者常被問到“為什么是捷克”“為什么是查理大學”等問題。這其中誠然有偶然因素，但也不無理性選擇。高校及學科的學術排名對于理工科而言是關鍵考量，商學院及商學項目排名之于商科亦是如此。科技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往往也是教育和研究最發達的地區。然而，區域國別學所涉及的學術關切并不以生產力為唯一準繩。科技和資本所具有的可通約性，在語言、歷史等領域并不盡然。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中“普遍規律”的效力遠遠低于自然科學中自然法則的效力。對于有意研究某個特定區域國別實體的學者，在地的學習、交流、調查、研究等具有不可替代性。

新時期的中捷交流從官方走向民間，范圍和程度都得到質的提升。在中國留學教育普遍從公派走向自費的背景下，作為留學目的地的捷克無疑是小眾選擇。如今，主動赴查理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對捷克和查理大學懷有某種特殊的情結。與中捷語言教育的密切合作形成對照的是，雙方對對方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社會等方面進行的研究卻相對有限，甚至還存在相當程度的誤解。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和中國“區域國別學”方興未艾的今天，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冷戰結束后，作為地緣政治概念的中歐（Central Europe）再次浮出水面。中國的波西米亞學和中歐研究，同捷克漢學一樣，大有可為。

應當指出，捷克公立高校分為綜合性和專業性兩類。綜合性大學中，除了查理大學，位于布爾諾的馬薩里克大學和位于奧洛穆茨的帕拉茨基大學也頗負盛名。專業性大學中，位于布拉格的經濟大學、生命科學大學、工業大學、表演藝術學院、美術學院，位于布爾諾的獸醫大學等也在專門領域各領風騷。有意赴捷留學者應結合自身情況作具體分析。（作者 雷樂天就讀于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系）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