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國教育對外開放工作重點突出、亮點頻現。所謂“重點”，主要看有沒有積極回應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比如高校在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方面，是否付出更大的努力、做了更多的探索。所謂“亮點”，就是過去一年有哪些有效舉措和策略，這些成就，既讓我們驚喜，也讓外國同行驚嘆。驚嘆的是，中國高等教育創新令人佩服，資源整合令人佩服，教育優先發展令人佩服。“魯班工坊”在30個國家順利落地，并獲得世界職業教育大獎，這就是一個閃光點。在梳理2024年大事記時，也要考慮教育對外開放事業存在的主要問題，總結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背景和形勢、危機和挑戰。

重點突出，服務國家發展戰略

2024年，是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關鍵一年，是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的轉折之年。如果就教育開放的深化發展及開放程度來看，也可以說是特殊的一年。“深入推動教育對外開放”的提出，意味著教育對外開放新紀元的到來。

定海神針。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全國教育大會上，黨中央對教育對外開放的方針明確定調。教育對外開放要高水平地做，要深入做，要制度型開放。教育對外開放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競爭力和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無疑是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定海神針。當今世界風云變幻，教育國際化浪潮雖遭遇逆流沖擊，但中國教育對外開放的步伐堅定不移，絕不會因少數國家的無端干擾與蓄意阻撓而退縮半步。高等院校對外開放的基調已然確定，勢必釋放出巨大能量，其前景一片光明，未來可期。

青年交流拉近中國與世界的距離。2024年6月24日，習近平主席向2024年“鼓嶺緣”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賀信，勉勵兩國青年深入交流、增進友誼、相知相親、攜手同行，把中美友好傳承下去，為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貢獻力量。青年交流的意義毋庸置疑，青年之間的交往互動增多，能為全球帶來更多的穩定與和平。眾多高校積極投身于青年交流事業，中美“5年5萬”計劃、中歐、中非、中拉交流項目等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青年交流也在蓬勃發展、日益壯大。2024年，青年逐漸走向中外學術交流的前臺，這一趨勢正深刻改變并塑造著國際交流新格局。

職業教育揚帆遠航。2024年11月下旬，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在天津成功舉行。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大會開幕式上表示，中國邀請世界各國朋友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三大全球倡議，共建共享“會、盟、獎、賽、展、刊”六大職業教育國際公共產品，為世界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注入新動能、作出新貢獻。本次會議吸引了10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會，影響力巨大。“魯班工坊”等形式的職業教育國際合作項目已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迅速推廣。職業教育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催生了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兩駕馬車實質性并駕齊驅的新局面。

亮點頻現，教育開放成效顯著

2024年，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亮點頻出，“請進來”有效，“走出去”自信，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具體表現在人才引進、“出海”辦學、聯合科研攻關、來華留學等方面。

我國高校引進海外人才成績顯著。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教育與人才、科技的關系更加密切。高校在國際人才的引進上不斷加快步伐，持續優化所給予的科研條件及生活待遇。2024年，眾多中國籍和華裔科學家紛紛踏上歸國之路，他們感受到了祖國的溫暖和學術發展的潛力。盡管美國針對中國學者的刁難行徑略有緩和，但其整體態勢并未改變。因此，接受國內高校邀請的旅美學者數量呈上升趨勢。這不僅歸因于美國政府當下的政策，更關鍵的是我國高校在多個學科領域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研究實力已接近甚至達到世界前沿水平，如生物化學、結構生物學、材料科學、海洋數據和超流體物理等。對于回國的中國學者以及前來中國高校任職的外國籍學者而言，他們作出選擇時所考量的核心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待遇方面，而是科學研究本身。

來華留學持續發展，生源質量有所提高。2024年，來華留學再度升溫，來華留學生數量出現增長趨勢，生源質量有所提高。當前共有195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來華求學，“留學中國”的影響力和品牌度持續提升，培養了一大批高層次國際人才和知華友華國際人士。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際留學生市場的競爭異常激烈，像馬來西亞等國家在吸引留學生方面也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因此，我國若要保持來華留學生持續增長的良好態勢，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各方協作，積極謀劃并推出更多具有創新性、針對性和吸引力的舉措。

我國高校“出海”勢頭強勁。隨著我國企業“出海”范圍擴大，我國高校海外辦學開始提速，以一流大學為龍頭的“出海”局面，逐漸被高等職業院校所趕上，形成了普通高等院校與高等職業學校并駕齊驅的局面。2024年，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辦學，北京語言大學在哈薩克斯坦建設分校。至此，海外辦學的高校增加到22所。

此外，我國職業教育在國際職教領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魯班工坊”自誕生以來就受到很多國家的歡迎，有力推動了高職院校的教育國際化進程，為其注入了強勁動力。“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基礎建設需求繼續增長，應用型人才市場需求量大，為高職院校“出海”提供了良好機會。“魯班工坊”的務實性和易操作性助推了職業教育培訓的快速發展。據了解，“魯班工坊”從天津出發，已和30個國家達成協議，成績卓著。與此同時，“墨子工坊”等項目也在快速發展，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辦學的格局已全面鋪開。“多元聚力”“按需打造”“校企融合”“校企同行”，讓我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與期待。

我國學者學術產出與國際任職雙提升。在我國教育對外開放進程中，科學家群體的壯大以及科學生產力的顯著提升是關鍵標志。高校學者在學術產出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截至2024年，我國科學家群體總量已接近美國，遙遙領先于英國和日本。根據愛思維爾出版集團發布的科學家榜單，我國世界排名前2%的學者數量始終保持上升趨勢。2024年，中國大陸有1萬余名科學家入選，占比達4.92%。與此同時，在科學論文產出方面，中國繼續穩居世界第一，持續保持領先地位。

在全球學術舞臺上，我國學者能否在世界主要學術組織中任職以及擔任職務的層級，已成為衡量其個人學術造詣以及我國學術領域全球影響力的關鍵標尺。任職數量的增多與職務重要性的提升，意味著更加廣泛且深刻的影響力輻射。以南開大學龔克教授成功當選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WFEO）主席為例，這一卓越成就不僅是龔克教授個人學術生涯的高光時刻，更是我國教育影響力在國際上的有力彰顯。WFEO 作為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議成立的工程組織聯合體，于國際工程領域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龔克擔任主席一職是對中國學者學術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高度認可。

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我國有數十位學者擔任國際學術機構的理事、理事長和主席；獲得外籍院士稱號的中國科學家有所增長；當選為各種學會會士（Fellowship）的中國學者逐年增加，在人工智能領域，南京大學周志華教授獲得五大學會的會士榮譽，成就了這一領域的大滿貫。雖然這些學術任職與行政級別無直接關聯，但與學術成就及影響力密切相關。這里列舉幾例，從中能夠清晰直觀地洞察到我國學者的國際地位在近年的大幅躍升（見表）。

頂尖科學刊物上發表成績亮麗。在自然科學領域，《自然》《科學》和《細胞》這三家極具權威性的刊物，被公認為頂尖刊物的代表，簡稱 “NSC”。依據《2024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報告》的精準數據，僅從三大刊（NSC）的論文發表數量來審視，我國已從3年前的世界第四攀升至世界第二位，彰顯了我國科研實力的顯著提升。在高水平期刊中，我國學者發表的論文數量穩居世界第一；熱點論文數量同樣位居世界第一，表明我國科研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度和影響力正與日俱增。在高被引論文方面，我國緊隨美國之后，僅相差3個百分點，占比達36%。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美國的高被引論文合在一起，占據了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三。科學論文的發表數量和質量，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實力的重要指標。我國在此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堪稱爆發式增長，其勢頭銳不可當。

開放之路，機遇與挑戰共存

2024年，我國教育對外開放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形勢。首先，從外部環境來看，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奉行逆國際化之舉，違背科學無疆界的基本原則，頻繁給我國學者和高校設置障礙，致使中西方學術交流遭遇極大困難和不確定性。可以預見，未來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國際環境依然不容樂觀。然而，交流本應是雙向互利的，從長遠來看，西方國家的這一做法是損人不利己的，既破壞了與中國的學術合作關系，對其自身發展不利，同時也加速了中國學者的回流，各項數據已表明了這一趨勢。

其次，我國部分高校應完善體制機制改革，充分認識到教育開放的關鍵作用，加快發展步伐，契合國家發展對高等院校的需求。此外，我國部分高校在管理手段上積極引入大數據技術，優化管理技術與方法。

再次，部分高校管理部門在工作方式上可能較為傳統，對于企業“出海”這一重要趨勢的敏感度有待進一步加強。事實上，企業在走向國際市場的進程中，教育項目的協同以及科研力量的支撐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從全球范圍來看，美國在相關項目實施方面的經驗具有一定借鑒價值。若高校管理部門能夠提升國際視野，敏銳捕捉企業“出海”所蘊含的機遇與需求，必然能夠為企業“出海”提供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的教育支持。相關部門更應積極拓展思路，將目光投向“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的前沿陣地，圍繞“出海”企業的實際狀況與發展需求精心設計項目，使我們的研究工作緊密契合企業“出海”以及高校自身國際化發展的需要，從而更好地推動各方在國際舞臺上攜手同行。

展望未來，教育開放破浪前行

中國教育對外開放契合著國內與國際的雙重需求，已從過去側重“引進來”，邁向如今“引進來”與“走出去”雙軌并行的新階段。在中央政策的有力支撐和高等學校的積極作為下，我國教育對外開放將有更大的發展。

其一，制度性開放政策的紅利將逐步釋放。可以預見，教育對外開放將在更高層次上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的影響范圍將更廣，合作的力度將更大，效果將更加明顯。

其二，高等教育國際化將隨著企業“出海”而大有發展。過往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著眼于自身發展，而未來將更多地服務于政治和經濟發展大局，為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提供助力。

其三，我國學者的研究視野將進一步拓寬，研究興趣不再局限于國內問題，而是兼顧國內外，形成關注全球的格局。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需求，要求我國高校必須提供高質量的全球問題研究，有了研究的基礎，參與治理的科學性才能大大增強。

其四，中外合作辦學將出現新的形式，除國內已有的合作辦學和獨資辦學形式外，我國高校還將在海外拓展合作辦學與獨資辦學項目，我國高等教育也有望成為亞洲典范乃至全球教育領域的新興力量，彰顯獨特影響力。

其五，來華留學生生源質量將進一步提升，社會提供的民間獎學金將會增多，“雙一流”建設高校的留學門檻將逐步增高。來華留學生教育將持續數量與質量并重，提升留學教育的整體品質。

其六，我國高校學者應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可將部分優秀學者推薦至國際組織任職，從而提升中國在聯合國及各類國際組織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

其七，中國高校的國際影響力將持續提升，具體體現在國際大學排行榜、科學論文兩大指標的變化，以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形成方面，中國式發展路徑和理念有可能為更多國家所關注和借鑒。

其八，教育主管部門可設立專門機構，統籌與企業“出海”、教育“出海”相關的事務工作，全方位提升我國教育在國際上的綜合競爭力和吸引力，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和全球教育事業的進步貢獻力量。（作者 洪成文系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莫蕾鈺、童婷和王永生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