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中國人工智能企業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礎技術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憑借自主研發的R1推理模型和Janus Pro圖像生成模型，通過開源模式、算法效率和成本優勢，在全球AI技術領域實現了對西方技術霸權的系統性突破。3月5日，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接受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首場“部長通道”集中采訪時談道：“DeepSeek和機器人近期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這體現了中國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的效果，也對我們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br>

DeepSeek企業核心團隊全部由中國本土高校培養，這一現象不僅展現了中國高等教育自主培養創新人才的能力，還揭示了全球教育合作的新邏輯——國際化不再是對西方標準的簡單模仿，而是辯證統籌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之間的關系，以本土需求為錨點，以實際效能為核心，從指標驅動向內涵驅動轉變，服務人類共同挑戰。作為非西方高等教育體系的代表，中國正在通過政策調整和模式創新，為全球教育治理發展和科技自主創新提供重要借鑒，構建差異化、可持續的高等教育國際化道路。

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困境

學術話語權缺失與排名焦慮。當前國際高等教育評價體系呈現顯著的西方中心主義特征，其話語權由英美主導的排名機構壟斷。以與英語系國家學術生態高度匹配的QS世界大學排名為例，其核心指標（如國際師生比例、論文引用數量、雇主聲譽等）形成了對非西方國家高等教育體系的系統性排斥。例如QS排名中“國際研究網絡”指標權重達5%，但其數據采集依賴Scopus、Web of Science等西方數據庫，非英語論文的收錄率不足15%。2025年QS前100強高校中，中國（含港澳臺地區）僅占11席。

盲目追求此類指標易引發資源錯配與教育同質化風險。以同為非西方高等教育體系代表的俄羅斯為例，其2013年啟動了“5-100計劃”，旨在推動5所高校進入QS前100名。計劃自啟動以來累計投入571億盧布，但其核心策略（如要求英語論文發表、國際師資引進等）與俄羅斯本土重基礎研究的科研傳統存在沖突。數據顯示，計劃覆蓋的21所高校中，僅有莫斯科物理技術學院等3所理工院校的國際合作論文占比超過40%，其余高校仍依賴俄語期刊發表成果（占比達67%），導致其學術影響力未能有效轉化為排名提升。在2025年QS前100強高校中，俄羅斯僅有莫斯科國立大學一所高校入圍，且位列第94位，與2021年第74位相比下滑明顯。

這種“指標驅動型”改革暴露出兩大矛盾：其一，西方評價體系與本土學術生態的兼容性缺失；其二，技術性指標優化無法破解結構性權力失衡。

外延式國際化的結構性矛盾。中國在實施對外開放戰略時，面臨著語言壁壘、學術聲譽及對外吸引力等多重結構性矛盾。英語作為國際學術交流的通用語言，使得中國高校在吸引優質國際生源以及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論文方面處于劣勢。中國國際學生渠道主要依賴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生源支持，尚未形成足夠廣泛和多元的國際招生渠道。

此外，學術聲譽短板亦顯著制約了中國高校在國際高等教育市場的競爭力。歐美高校憑借其百年積累的品牌效應和卓越的科研實力，形成了典型的“馬太效應”，在全球學術界中占據主導地位。歷史積淀與資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得中國高校在全球學術聲譽和資源競爭方面處于劣勢。

西方技術封鎖下的發展瓶頸。在全球化逆流與地緣政治博弈的疊加影響下，國際科技人才競爭已演變為國家戰略博弈的核心領域之一。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政策持續升級，通過立法限制、學術合作壁壘及人才流動管控等手段，對傳統國際合作模式構成系統性沖擊。如美國2022年出臺的《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明確禁止聯邦資助支持與中國高校在半導體領域開展聯合研究，直接切斷了中美高校在關鍵技術領域進行學術協同創新的通道。此類政策不僅削弱了跨國科研合作的深度，更導致關鍵領域技術迭代的“去全球化”傾向，惡化了國際科技生態。美國等國家甚至將部分中國高校列入“實體清單”，禁止其獲取特定領域的科研設備與數據資源，形成“技術孤島”效應。相關研究顯示，此類政策已導致中國高校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的國際合作論文發表量顯著下降，凸顯了技術封鎖對學術自由與創新活力的壓制。

俄羅斯高等教育體系也面臨類似挑戰。2022年，歐洲終止了俄羅斯在“博洛尼亞進程”中的代表權，停止與俄羅斯高校的合作，其學分互認體系、學位認證標準與歐洲高等教育區的銜接機制被迫中斷。這種排斥性政策不僅限制了俄羅斯大學與歐洲學術網絡之間的資源交流，而且在全球教育治理中進一步壓縮了俄羅斯的話語空間，也導致其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下降。

技術封鎖的連鎖效應還體現在傳統合作模式的失效。以聯合辦學為例，原本依托技術共享與師資互動的“雙學位項目”和“跨境實驗室”因知識產權審查趨嚴而陷入停滯；學者互訪則因簽證限制和學術交流審查機制而頻現中斷。

困境下的內涵式發展路徑

學科集群調整與國家戰略導向的評價體系重構。2022年1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雙一流”建設要“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應國家之所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率先發揮‘雙一流’建設高校培養急需高層次人才和基礎研究人才主力軍作用”。今年1月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強調要“完善質量、特色、貢獻導向的監測評價體系”，“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這些都說明中國高等教育不再只是單純對標西方國家的大學評價理念，更強調通過高等教育自主培養創新人才、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升國家競爭力，探索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世界一流大學”。近年來，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等戰略領域逐步形成“創新飛地”效應。

數字技術賦能傳統教育的融合與創新。在數字技術革命浪潮與文明傳承的歷史交匯期，中國正在探索一條智能技術賦能傳統教育價值的融合發展路徑。這不僅體現在教學手段的智能化升級上，更呈現出傳統教育哲學與智能技術的辯證統一，以及傳統教育與智慧教育的深度融合?！督逃龔妵ㄔO規劃綱要（2024-2035年）》強調“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

面向全球，中國積極推動數字技術賦能全球教育發展。2024年1月在上海，世界數字教育聯盟在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等中外機構的聯合倡議下正式成立，成為加強對話交流、推動數字教育務實合作和高質量發展的國際平臺。同年6月在喀山，中俄等國共同發布《第十一屆金磚國家教育部長會議喀山宣言》，提出建立金磚國家數字教育合作機制，推動金磚國家的數字教育合作。中國的全球教育影響力和話語權不斷提升。

構建科研育人共同體，推動建設全球重要教育中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2030行動框架》中提出“教育應當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解決方案”。在全球教育治理體系加速重構的背景下，建設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核心邏輯已從“規模擴張”轉向“效能增值”，其關鍵路徑在于通過科研育人共同體構建，形成“科研協同-人才共育-知識共享”的創新生態，切實解決國際共同關切的全球問題。這一過程須以國家戰略為牽引，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發展機制，并通過跨國合作解決全球性挑戰，從而提升國際教育競爭力與規則制定權。中國正通過深化合作辦學、推動人才評價標準與世界接軌和聯合科研攻關，建立長效的人才流動機制。國家聚焦人工智能、能源開放、航空航天等關鍵領域，成立聯合實驗室，并在聯合科技攻關、數據共享與算力資源整合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為例，學校結合國際化高水平師資隊伍發展需要，探索契合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俄籍人才評價機制。堅持創新和質量導向，實行“分類+小同行+代表作”評價方式，確保人才評價的專業性、多樣性和包容性。此外，學校陸續成立深北莫-北理工-莫大應用數學聯合研究中心、化學與材料聯合科研中心、放射化學與放射生態學聯合科研中心、現代生物學聯合科研中心等10余個科研平臺，逐步形成了超過50個中俄聯合科研團隊，推動雙導師制度，每個學生都有中俄導師，以學生為媒介促進教師之間的深度合作，攜手打造中俄聯合育人科研共同體。面向全球，中國通過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南南合作等多邊平臺和機制，將科研育人共同體的建設納入全球、區域合作議程，推動“本土問題-全球方案-區域實踐”的教育國際化內涵式發展，增強了非西方國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話語權。

內涵式發展的全球啟示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圍繞人才和高科技的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全球教育合作版圖和教育合作范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的實踐表明，要深刻把握高等教育國際化從“標準接軌”轉向“能力建構”，從“技術輸入”轉向“生態輸出”的內涵。通過“國家戰略錨定學科方向-技術賦能重塑教育生態-科研育人共同體解決全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當DeepSeek用中文語料訓練出超越GPT-4的模型時，其背后是中國高校在自然語言處理、算力基礎設施領域10余年的積累。高等教育的內涵式發展，本質是通過本土創新生態的培育，爭奪數字文明時代的標準制定權。

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加快教育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內涵式發展不是孤立自封、閉關鎖國式的發展，而是立足全球，在自立自強的基礎上進行的、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廣泛聯系和深度交往的開放式發展。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教育必須以解決實際問題為標尺，以培養“立足本國、對話世界”的人才為使命。（作者陳漢知系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講師級研究員、組織人力資源部高級職員，張寧寧系沈陽農業大學人才工作辦公室人才服務科科長）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