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信息系統普遍能無障礙處理的漢字僅2萬出頭，這意味著最新強制性國家標準收錄的近10萬漢字，超七成都是生僻字

人名、地名、方言、古籍中都有生僻字。目前戶籍系統中人名生僻字接近5000個，據媒體報道，有專家估計，全國約有6000萬“姓名生僻字人”。這些人被信息系統“拒之門外”，在數字化時代，處處遭遇掣肘。如果算上地名、方言、古籍中的生僻字，可能受影響的規模更大，涉及的領域更廣生僻字困境，源自40多年來快速信息化產生的“技術欠債”。近年來，隨著一大批生僻字被補錄進強標，這個老大難問題理應迎刃而解，但現實并非如此

25歲的文辰（上部為龍，下部為天）未曾料到，名字里意為“飛龍在天”的“（上部為龍，下部為天）”字，反讓自己在數字化浪潮中“龍困淺灘”。

但凡和實名制相關的場景，他都可能陷入“系統無法識別”的困境。上學、就醫、通信、網購、出行……別人在手機上點幾下就能辦妥的事，他都得大費周章。

“（上部為龍，下部為天）字看似結構簡單，但對國內信息系統來說，卻是個生僻字。生僻字常被簡單歸結為“字形復雜、鮮為人知”的字，但實際上是信息系統“不認識”的字：輸入法敲不出，界面顯示不出，打印機打不出，核驗比對通不過。

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工業標準化研究院（下稱電標院）做過測試，目前國內信息系統普遍能無障礙處理的漢字僅2萬出頭，這意味著最新強制性國家標準（簡稱強標）收錄的近10萬漢字相比，超七成都是生僻字。

人名、地名、方言、古籍中都有生僻字。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劉匯丹介紹，目前戶籍系統中人名生僻字接近5000個。據媒體報道，有專家估計，全國約有6000萬“姓名生僻字人”。這些人被信息系統“拒之門外”，在數字化時代，處處遭遇掣肘。如果算上地名、方言、古籍中的生僻字，可能受影響的規模更大，涉及的領域更廣。

生僻字困境，源自快速信息化產生的“技術欠債”。近年來，隨著一大批生僻字被補錄進強標，這個老大難問題理應迎刃而解，但現實并非如此。

查無此字

江西上饒的萬（左部為王，右部為樂），僅僅是不同證件上就有不下8個“名字”：萬瓅、萬LI、萬王樂、萬Li4……五花八門。已過不惑之年的他，對這堆“名字”很無奈。

真名亮不了相，只能怪“（左部為王，右部為樂）”字太生僻。辦事員打不出來，就用拆字、拼音、繁體字，甚至找個長得像的字替代——能用的法子全用上了。從2002年高考報名“查無此字”開始，這個帶“樂”的字，23年來給他帶來一堆“苦”。

數字化浪潮還沒到來的那些年，實名制要求也沒那么多，他的麻煩處于“潛伏期”。靠著各種“花名”，或用家人的名義辦事，勉強還能混過去。可這幾年，處處都要實名制，那些“花名”全不管用了。他辦事處處碰壁，連“我是我”都證明不了，幾乎寸步難行。

很多像他一樣的“姓名生僻字人”，實名電話卡、銀行卡、社保卡辦不了，工資領不到，公積金取不出，退稅退不了，醫院掛不上號，學籍認證不了，坐高鐵乘飛機都得提前開證明……整個兒被擋在數字生活大門外！

北京姑娘姜（寒字下部兩點改為鳥）吟查公積金時傻眼了：工作過的4家單位信息系統都打不出“（寒字下部兩點改為鳥）”字，愣是拼湊出好幾個“花名”，對應著好幾個公積金賬戶！她想把4個賬戶合并成1個，往公積金中心跑了十幾趟，反復證明“我是我”，跑斷腿、磨破嘴才辦成。

“名字中的（寒字下部兩點改為鳥），取自李白《秋夜于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中的‘鴻（寒字下部兩點改為鳥）鳳立，不循常流’，意思是高飛。沒想到沒飛起來，卻讓我摔了個大跟頭！”姜（寒字下部兩點改為鳥）吟嘆道，“社保、養老金、學歷認證……處處是坎，我折騰不起了，也不想再折騰了。”

廈門的單親媽媽張（左部為王，右部為樂）旋沒想到自己名字的麻煩還殃及孩子——孩子名字沒生僻字，可從辦出生證、打疫苗到上學，但凡要填家長名字的時候，系統總通不過。

不少“姓名生僻字人”無奈改名換姓。2023年，云南麗江一個傈僳族村寨，全村的（上部為鳥，下部為甲，鳥少一橫，nià）姓村民改姓“鴨”，幾百年的“以鳥為圖騰”的氏族文化，差點失傳。在陜西，不少“(上部為畝，下部為心)”姓無奈改為惠。云南的“（上部為此，下部為夕）”姓也無奈改為“所”或“索”。“改姓意味著背叛祖先，是最忌諱的，也是最痛苦的。”來自云南的（上部為此，下部為夕）宏說。

那些改名換姓的人，麻煩并未因此消失，戶口簿里的生僻字“曾用名”，時不時會冒出來添堵，比如，升學、求職、辦保險……

除了人名，生僻字還常出現在地名、古籍和方言里。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劉建明建議，把浙江紹興(左部為，右部為央)(左部為犭,右部為茶)湖中的(左部為，右部為央)、(左部為犭,右部為茶)兩字納入強標。(左部為，右部為央)(左部為犭,右部為茶)湖得名于湖中一種叫(左部為，右部為央)(左部為犭,右部為茶)的小魚，有八九百年的歷史了。因(左部為，右部為央)(左部為犭,右部為茶)均為生僻字，在相關政策規劃、文旅宣傳中，只能拆成“犭央犭茶”。

山東泰安的石（上部為分，下部為石）社區居民也覺得憋屈。村名用了400多年，既有遍地泰山石的含義，又包含老祖宗“分石見玉”的手藝，如今改成“石蠟”，居民們常用的還是“石（（上部為分，下部為石））”！社區干部宋紹嬌直搖頭：“老祖宗造的‘（（上部為分，下部為石））’字，智慧著呢！改為蟲字邊的‘蠟’，我們村的歷史不就斷了嗎？”

同樣被改名的，還有山東日照的古村(左部為冫，右部為口)子村、石家莊的東(左部為更，右部為差) (左部為更，右部為取)村、廣東英德的下（左部為石，右部為太)鎮……每個地名生僻字涉及數百至數萬人，這些字存在于人們的日常書寫與口語中，卻無法進入數字世界。

中華書局古聯（北京）數字傳媒科技有限公司古籍實驗室主任蘇瑞欣，從事古籍數字化工作已有10年。“古籍數字化，就是采用數字技術，將古籍文獻中的文字、符號、圖形轉化為能夠被電子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她對生僻字困境深有體會，“我們啃古籍，每千字就能碰上倆生僻字攔路。這些年攢下的生僻字，少說也有兩萬個。就是這些字，愣是卡住了古籍數字化的脖子，絆住了文化傳承和傳播的腿。”

“每一個生僻字姓名、地名、方言的背后，都能挖掘出一段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蘊藏著‘我們從哪來’的密碼，帶著強烈的文化和情感認同，更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紹興市非遺保護協會會長、紹興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何俊杰說，“為圖省事，貿然改動、消除生僻字，把它們排斥在數字化大門之外，都是不可取的。”

“老GBK”還在用

一個生僻字如何才能進入信息系統？得先有“身份證號”——編碼。

電標院中文信息研究室主任黃姍姍打了個比方：“字就像人，編碼是身份證號，字形就是照片。不同字體就像同一個人穿著不同衣服。可電腦認字不‘看臉’，只認編碼。沒編碼的字，系統根本不認識。”

教電腦“認字”，我國從1980年發布《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簡稱GB 2312）就開始了。初代漢字“身份證號”，只發了不到7000個，根本不夠用。1995年，GB 2312升級為《漢字內碼擴展規范》（簡稱GBK），漢字“身份證號”擴展到2.1萬個。

隨著國際信息交流越來越頻繁，1993年全球通用的統一碼（Unicode）橫空出世，意在為全世界的文字搞個“聯合國編碼”。其中漢字部分的編碼標準為中日韓越統一表意文字編碼（簡稱CJKV），最初收錄的漢字只有2萬出頭，被稱為基本集。此后，在此基礎上，以擴充集的形式增補漢字，目前已從擴充集A增至擴充集I，已收錄近10萬漢字。

我國的漢字編碼工作采取“國際標準先行，國家標準同步”的方式進行。2000年，我國強標《信息技術 中文編碼字符集》（簡稱GB 18030）發布，收錄基本集和擴充集A；又經2005年和2022年兩度修訂，目前已對齊Unicode擴充集I。

對于一個生僻字來說，能獲得“身份證號”并不容易。黃姍姍介紹，從挖掘發現、文獻考據，到向國際標準化組織遞交提案，再經各個國家和地區代表的多輪討論、審定通過，整個過程即便順利，也得3至5年。

更讓人頭疼的是，國內標準同步國際標準也面臨一系列復雜的流程。2022年新強標修訂發布與上一次相隔就達17年之久。

“新強標收錄近10萬字，覆蓋我國絕大部分人名、地名用生僻字以及文獻等專業領域的用字，能夠滿足各類使用需求。”黃姍姍說。

然而，不少人仍向記者反饋，這個被寄予厚望的新強標發布幾年后，“生僻字困境”并未徹底解決。

目前我國不少信息系統仍在使用30年前發布的GBK。很多生僻字即便千辛萬苦擠進國標，面對使用GBK的老系統，照樣變成“？”。

關注“姓名生僻字人”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臺聯副會長周琪調研發現，很多地方的人社、醫院、保險、證券、電信、民航、交管等系統還是只認GBK，個別系統甚至只支持45年前發布的GB 2312。

“GBK不是正式國標，只是個指導文件，早在2000年就被廢止了。然而，很多大學教材還在以GB 2312或GBK為標準，而一些技術人員在開發系統和軟件時，仍默認使用GBK。”周琪說。

曾有“姓名生僻字人”想在相關部門的官網上留言，希望加快解決生僻字困境，卻根本無法反映，因為被卡在實名注冊環節。劉匯丹解釋，不少部門官網或業務系統實名注冊時，只支持GBK內2萬多個漢字。

(左部為冫，右部為口)子村支書付冠強告訴記者，經過村民十多年的努力，(左部為冫，右部為口)字已被納入新強標，但相關部門的系統遲遲不升級，村名遲遲恢復不了。“就差臨門一腳了，大伙只能干著急。”

各“字”為“正”

系統遲遲不更新，又急需用生僻字，怎么辦？一些機構只得造字應急。

劉匯丹解釋，編碼的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都劃定了“自留地”（私用用戶區，PUA），允許用戶造字。但因此帶來的副作用也不小：不同機構造的同一個字，編碼可能不同；即使同一機構，不同的人造的同一個字，審核不嚴也可能出現“一字多碼”。

2004年，公安部開始換發二代身份證，但戶籍系統只支持GBK。一代身份證允許手寫生僻字，而二代身份證只能機打。為了解決身份證和戶口本人名、地名生僻字的錄入和打印問題，戶籍管理部門在系統里造了4700多個生僻字。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新華字典》編輯室編輯姚越坦言，《新華字典》也使用了自造字，很多人取名翻字典，找的字也可能是生僻字，比如，前文提到的文辰（?龍天），名字就源于父母翻《新華字典》。

“自造字不嚴謹，誰都可以造。”一家銀行信息技術部門的負責人何建說，自造字只是權宜之計，在機構內部單機或單個系統內臨時使用沒問題，但不宜對外使用、交換、傳輸。等日后有了正式編碼，自造字理應剔除，及時“轉正”，避免“一字多碼”。

而現實是，自造字“遍地開花”。各地各部門“閉門造字”，編碼各搞一套，都強調以自己為準。結果數字世界一團“亂碼”：“（上部為龍，下部天）”字多出3個“兄弟”，“（左部為王，右部為樂）”和“（左部為韋，右部為華）”都是“六胞胎”！模樣都差不多，系統卻當作不同的字。

更讓人頭疼的是，各個機構造字用的編碼一直未公開，究竟造了哪些字，外界也不得而知，也堵住了這些生僻字正常“轉正”的路。

國內一家輸入法公司曾“另起爐灶”，自造400多個生僻字，結果添了亂。用戶用這個輸入法打“（左部為王，右部為樂）”，在戶籍系統就變成了“（上部為廣，下部為英）”；輸入“左部為韋，右部為華）”，戶籍系統蹦出來個“左部為山，右部為含）”。

“一字多碼”“一碼多字”現象直接阻礙了信息跨系統流通，有時竟出現一家單位內部的不同系統都互不相認。當事人也懵圈：“以前是壓根打不出字，現在字打出來了，系統倒打起架來了？”

蘇瑞欣也犯愁：“我們在古籍數字化工作中，對付生僻字也用自造字，但不支持跨平臺、跨系統閱讀，換個系統就亂碼，不利于文獻流傳、文化傳承。”

在她看來，很多生僻字是打開古代社會文化的鑰匙，也藏著老祖宗的智慧。她舉例說：“清代戲曲選集《綴白裘》中有個‘（左部為扌，右部為虐）手（左部為扌，右部為虐））腳’，（左部為扌，右部為虐））是生僻字，我們審查文意之后，認為（左部為扌，右部為虐））與躡同義。從這個字也能窺見古人造字的巧思。”

她介紹，中華書局正在給古籍里的生僻字辦“正規身份證”——向國際標準化組織提交未編碼生僻字，讓古籍更完整進入信息系統，追趕上數智時代，甚至被AI讀懂，更好實現傳統文化傳承與傳播。

何建建議清理整頓自造字亂象：“各個機構先理清自造字臺賬，沒有正式編碼的字，盡快收錄進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有正式編碼的，抓緊‘轉正’，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數字化時代的‘書同文’，即一字一碼、互聯互通，打破生僻字困局。”

“紙上強制”

早在新強標GB 18030-2022實施前，不少“姓名生僻字人”已經開始“自救”。

骨子里有一股“不服周”勁頭的文辰（上部為龍，下部為天），2020年開始爭取在身份證上“正名”，逐個攻破銀行卡開戶、微信、駕駛證等難關，至今已經解決九成以上的生僻字難題。

“身經百戰”的他，常在“姓名生僻字交流群”里當“客服”，已幫助不下200個“戰友”。

“個人問題如果能推動業務部門系統升級，這是最理想的。但有的機構選擇‘打補丁’的方式，只解決單個人的問題，而不升級系統，結果是治標不治本。”他感慨，并非每次努力都有效果，“有的系統不支持生僻字，反饋了六七年，一直沒進展”。

在個人“自救”同時，一些地方和行業也在嘗試改造業務系統。

2021年，上海通過集中采購公安人口信息專用字庫，建立生僻字云服務平臺，對群眾常見服務事項涉及的信息系統進行生僻字改造。目前，上海社區事務受理中心受理的190個事項中，七成以上可支持生僻字。

然而，參與改造的上海市經信委工作人員李澤坦言：“很多信息系統是國家層面的垂直系統，上海沒法改，能改的只是上海市內的系統。”

李澤還提醒，一個地方有成千上萬個信息系統，盤根錯節。越是信息化程度高的地方，改造難度反而越大。要提前規劃，多個關聯系統必須同步改造。

在金融領域，2022年6月，央行發布《金融服務生僻字處理指南》，要求業務系統滿足目前對人名、地名生僻字的使用需求。這一年，很多“姓名生僻字人”領到了自己第一張實名銀行卡，能夠正常轉賬、取款、換匯。目前建行、中信、招商等100多家銀行已能夠基本支持生僻字處理。

但參與編寫《金融服務生僻字處理指南》的何建透露，很多地方銀行業務系統仍處在“隱秘的角落”，不支持生僻字。

顯然，數字化時代，生僻字困境絕非僅憑一地、一行之力就能徹底解決，必須全國一盤棋——用同一套編碼，鋪一條互聯、互通、互認的“信息高速路”！

新強標分為三個實現級別，對不同行業作了不同的規定：所有具備中文信息處理和交換功能的產品，均應滿足包含2.7萬余字的級別一；級別二比級別一多出196個字，操作系統、數據庫管理軟件等系統軟件和支撐軟件應實現這一級別；而所有的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的信息技術產品和信息系統，均應實現包含近10萬字的級別三。

然而，不少部門仍“按兵不動”，沒有采納已實施的強標。萬（左部為王，右部為樂）曾亮出手機里的新強標去某柜臺辦事，得到的回復卻是“沒聽過國標，我們內部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得按我們的來”。

在某支付平臺從事標準化工作的技術專家路波一語道破：“強標本該長牙齒，如果有機構不執行，應該由監管部門處罰，但目前GB 18030-2022由誰來監管，如何處罰，尚未明確。從效果上看，這個強標仍停留在‘紙面強制’上。”

“但GB 18030-2000發布也有25年了，很多機構沒落實，也沒見到誰被罰。”路波無奈地說，如果這一“技術負債”再拖，代價只會越大。“就像給信息系統看病一樣，不能諱疾忌醫，小病拖大。”

周琪建議，相關部門應加強監管，定期收集和巡檢市場上的產品和系統，對不達標的產品和系統限期整改或下架處理。

參與新強標修訂的劉匯丹認為，強標難落地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很多公共服務機構認為，為了幾個生僻字而改造業務系統不劃算，甚至“吃力不討好”。

黃姍姍介紹，目前信息系統的生僻字改造，在技術上已有可借鑒的路徑，成本也從幾年前的數百萬元降到如今的百萬元以內。

生僻字關乎社會民生，也關乎歷史文化傳承。“徹底解決生僻字困境，需要多個部門合作，統籌推進，讓數據多跑腿，群眾少跑路。”劉匯丹說。（應受訪者要求，何建、李澤、路波、姚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