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焦慮彌漫的當下，我們該如何看待教育的本質？教育應該追逐什么？又該如何實現我們的追逐？北京四中國際校區執行校長徐加勝在其新書《教育的可能》中，給出了他的思考與回應。徐加勝用他獨特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喚醒我們對教育更深層的理解——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生命的彼此照亮。唯有找到教育真正的著力點，堅定地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才能與孩子彼此成全。

“教育就是一個生命去影響另一個生命”

記者：您的新書名為《教育的可能》。在您看來，當前教育環境中最被忽視或最需要被喚醒的“可能”是什么？

徐加勝：我在教育現場看到了很多大家遇到的困境，我特別渴望能夠為這些遭遇困境的人提供一點點自己的幫助。其實陷入困境的也不僅是大家，也包括我自己。當我從山東考到北京，來到北京四中工作，我發現自己作為教師所參與的教育環境和作為學生所處的教育環境有著非常大的沖突，這樣一種沖突讓我自己處在一個“撕裂”的狀態。諸多的困境促使我去思考，我想為這些遭遇困境的人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幫助。我的教育經歷也比較多元，不管是公辦還是民辦、國內教育還是國際升學都有參與，所以我想把自己的思考與理解傳遞給大家。我相信只要保持獨立思考，就一定能夠解決我們遇到的諸多問題，自然也包括教育問題。

記者：您能為我們分享一個在落實您教育理念的教育實踐中，最成功或最具挑戰性的具體案例嗎？這個過程中，您認為成功的關鍵要素是什么？

徐加勝：這個最具挑戰性的案例發生在我在北京四中璞瑅學校（以下簡稱璞瑅學校）任職的時候。2013年北京豐臺區成立璞瑅學校，當時招收的學生大都是隨遷子女，生源與北京四中是完全不同的，我很開心找到了一個契機去實踐我的教育理念。

當時我33歲，我們招聘的老師也都是一群20多歲從北師大畢業的新人，大家都沒有什么經驗。當時只有一個老同志，是從北京一六一中學退休的副校長夏潔，就是她帶著我們一群年輕人去干。經過 3年的時間，璞瑅學校的學生不僅在成績上達到豐臺區排名第四的水平，在各方面也都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我覺得成功的關鍵在于高質量的師生關系。我們會把情感層面的東西當成生產力，師生關系的質量有保障，才有教學質量。

我們第一屆畢業的學生只有不到50人，畢業典禮時每一個學生都會上臺唱歌并給學校送一個禮物，后來我們要把這些禮物都放進了校史館，它們不貴重，但都有特殊的意義。還記得第一個上來的學生叫宗一江，他給學校留的禮物是一副眼鏡。他說：“縱有萬般不舍，我也即將離開我所深愛的校園。我把我初中帶了 3年的眼鏡留在這里，讓它當我的眼睛繼續去看這個校園的日升日落。”說完他就開始哭，我和臺下的學生也開始哭。第二個學生叫陳炅，他帶了一塊精工機械手表，把手表指針調到了八點半。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學校那時有一個塔樓，原本的設計是四面有鐘，但因為沒有錢，我們就做了個假的鐘表，還把鐘表得指針定在了8點半，象征孩子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未來是他們的。孩子們還給那個鐘表起了個名字——“青春時鐘”。陳炅把自己的手表定格在八點半來紀念那樣一段時光，不論外部如何喧囂，校園之內永遠青春，永遠八點半……這些難忘時刻至今回憶起來也仍舊感慨萬千。

如果現在讓我講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幾年，我一定會說是2013年到2018年在璞瑅學校那 6年。那 6年給我情感沖擊力最強，我的成長也最快。教育就是一個生命去影響另外一個生命，正是在這樣的實踐下，璞瑅學校的學生才一直保持著熱情。即使在初三中考之前，你依然能看到孩子們和老師們一起在操場上奔跑，他們和老師們的關系很融洽，也愿意和老師一起努力朝著目標前進。這就是我所說的高質量關系，它能帶給孩子生命層面的成長，而成績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外顯成果。

“讓孩子成為‘他自己’”

記者：您倡導教育要培養學生獨立的人格，要秉持長期主義的教育觀，這對教師的角色和教學方法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學校管理者又如何為教師創造支持這種轉變的環境？

徐加勝：我所看到的現狀是大多數的孩子都缺乏獨立人格。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就是父母和師長過多的安排和替代。我們知道了原因，那么解決的方案也非常簡單——最重要的就是“放權”，我們要把一些原本由孩子來安排的事情交還給孩子自己。

我們為什么會不由自主地去替代孩子做決定？是因為我們過于追逐眼前結果的完美。所以，要想放權，就要放棄眼前干預下的完美，那是一種假象。為了讓孩子具備真正獨立的能力，我們就需要陪伴孩子進行大量的閱讀、開闊的行走、充分的交流。在此基礎上，適當地放權，給孩子試錯的機會，他們會慢慢地具備這樣一種能力。獨立人格不是短時間內培養出來的，而是慢慢地生長、慢慢地呈現的。

記者：在教育的過程中，您也十分重視高質量關系的建立。對于家長而言，建構這種高質量關系需要做出哪些轉變？目前面臨哪些挑戰和困難？

徐加勝：對于家長而言，建構高質量關系首先需要理解它的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人與人的關系。這其中又包括孩子和父母的關系、孩子和師長的關系，還有和同伴的關系。親子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根本的，父母對孩子有非常大的影響，不僅僅是在能力和品德方面，更是在情感依托方面。

我們常有一個誤區，認為孩子自信或者不自信是能力問題導致的。很多家長覺得孩子成績不好，就會不自信、不快樂，在意成績會對孩子本身有影響，所以才在乎孩子的成績。然而，一個人在能力的比拼中獲得自信，這肯定是個騙局，因為你總會遇到能力比你強的人，能力是沒有盡頭的。其實，一個人自信的關鍵取決于在親密關系中被認可的程度。良好的親子關系，可以讓孩子一生都立于不敗之地。任何一個人都不是單純被外部衡量的對象，他總需要在某些關系中獲得無條件的支持，所以這可能才是親子關系的重要所在。

師長和同伴，是在孩子身邊陪伴時間最長、影響最深的人。這些人都在潛移默化地去影響著這個孩子，所以，一個孩子在學校里成長最關鍵的其實不是分數，而是他身邊有一群什么樣的人。這就是我說第一個要說的人和人的關系，這個關系質量更高，孩子的成長就更順暢。

第二個維度是人與文明的關系。孩子們跟隨書籍在幾千年的文明里去徜徉，去接觸那些有趣的靈魂，和他們產生互動，進而慢慢地了解生命的意義。

第三個維度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孩子要和大自然充分的親近，對于其生命感受、精神的豐富和他對外部挫折的抵抗能力，都會有極大的作用。

所以對于家長而言，要想建構高質量的關系，就應該想辦法把孩子帶到山水中、帶到自然中，通過閱讀帶到歷史文明當中。要重視孩子和父母、老人、師長同伴的關系，而不能把孩子局限在一個只有分數和練習的世界里面。

記者：在國際教育領域，家長也面臨很大的升學壓力和焦慮。作為校長，您如何與家長溝通，引導他們更關注孩子的長遠發展和內在成長，而非僅僅聚焦于短期升學結果？您認為學校在緩解家長焦慮方面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徐加勝：能不能有一個最終解或正確解我不知道，但我們始終朝著這個方向在努力。第一就是溝通。老師要多和家長去溝通，可能問題就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為什么很多時候我們也溝通了，就是溝通不好呢？我覺得還是價值觀的問題，取決于家長和老師有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所以比溝通更重要的是雙方先確定價值觀，明確我們教育孩子到底要干什么？我們的目標是不是一致的？否則就是雞同鴨講，吵成一鍋粥，還吵不出一個共識。

家長為什么會焦慮、容易陷入“內卷”？是不是怕孩子跟不上別人？我想要告訴家長的是，孩子跟不上別人是正常的，尤其在某一個特定的賽道、特定的領域，跟不上就是常態。

我們總是不自覺地就陷入“比較”的怪圈里。我們要知道，人世間一些獨特的感情，比如親情、愛情，它的獨特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不必要的比較和衡量。當家長能夠理解并容許自己的孩子在很多地方不如別人的時候，也許就不會陷入這樣的“死循環”了。

這時候可能有家長就會問，那我什么都不要求孩子算不負責任嗎？家長可以發力，在那些最基本的規則和習慣養成上發力，在求而得之、舍則失之的層面發力，你可以要求孩子做一個不說臟話的孩子，做一個見了長輩要打招呼的孩子，做一個滿懷善意的孩子，這些都不困難。但如果家長非要在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地方較勁，那肯定是痛苦的。家長總是給孩子設立一個可能無法達到的高度，或者在某個技能層面必須達到的程度，最終消磨的只能是自己和孩子之間的感情。可能有許多家長都聽孩子說過這樣一句話——“我讓你生我了嗎？你也沒跟我商量”。我們老覺得這句話很荒謬，但作為家長，我們也得明白這么荒謬的一句話背后，它得有多少痛苦的忍耐和無情的消磨。

教育是指向未來的，指向孩子未來長遠的幸福的，眼前的每一步都是為了未來全面均衡的發展、身心的愉悅而鋪墊和積累的。所以我始終相信，一個擁有良好素養、擁有獨立人格、和父母有良好互動、有良好習慣的孩子，他的成績一定不會差，他的未來也一定不會差。教育從來不是讓一個孩子超越自己的天賦，成長為一個家長心目中“那個優秀的人”，而是成為“他自己”，成就他生命的一種可能性。

“到不朽的事業中尋求庇護”

記者：您如何理解“教育理想”與“教育現實”之間的張力？

徐加勝：我覺得目前最應該保留的是基礎育領域的秩序感和大家身上普遍都具有的努力和勤奮。我們借助勤奮和秩序感可以達成一個非常高效的基礎教育的效果。最應該打破的，是對于升學結果的執著。這是一種極為短視的狀態，站在孩子未來長遠發展的角度，這會讓我們失去很多非常重要的東西。

記者：您對未來中國教育走向的“更多可能”抱有什么樣的期待？您最想對正在教育道路上探索的同仁們說的一句話是什么？

徐加勝：為人師長者要反復而深刻地叩問自己的靈魂，我們到底怎樣做才是為孩子好。我們的心知道答案，問題是要真正找到我們的心。

如果在教育中，我們能夠引領學生將求知樹立為自己的信仰，能夠有持續的學習行為，在求知的過程中充滿著激情與愉悅，不會為功利所惑而突破底線。那么我們的教育就一定會非常成功。

求知成為學生的信仰，教育成為師長的信仰，在信仰里，我們獲得自己存在的意義，完成真正的自我實現。成為一個有自我認可，有崇高感的生命，這是一份難得的幸福。

宋代儒生張載說知識分子的使命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讓我想起了史蒂芬·茨威格《人類群星閃耀時》一書中第一篇文章的名字——到不朽的事業中尋求庇護。

教育就是這樣的事業。

（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彭詩韻 采訪整理）

《教育的可能》

徐加勝 著

漓江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