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發布“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推動基礎教育擴優提質,統籌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分類有序、片區化推進鄉村振興,逐步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完備度、公共服務便利度、人居環境舒適度。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逐步縮小城鄉、區域、校際、群體差距。《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全面構建公平優質的基礎教育體系,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基礎教育資源統籌調配機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教育強國建設征程中,如何進一步優化民族地區教育資源配置、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動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要內容。
“十四五”以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發展取得重大發展,辦學條件、師資隊伍、普及水平等全面提升,義務教育基本均衡全面實現,夯實了民族地區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立足“十四五”收官之時,謀劃“十五五”教育發展重點任務,需大力辦強辦優基礎教育,夯實全面提升國民素質戰略基點。人口變動是影響教育資源配置的重要因素,表現出“人口變動→學齡人口變化→教育資源配置調整”的因果傳遞機制。[1]面對人口發展新常態,需要正確認識、準確把握、順應民族地區人口變化趨勢性特征,以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為具體目標,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
人口變動下的教育資源配置需求
本文以民族人口比例高的八省區(內蒙古、寧夏、新疆、西藏、廣西、貴州、云南、青海)為例,分析區域人口變化對教育資源配置的影響。總體來看,“十四五”期間,民族八省區人口規模保持在2億左右,占全國人口比例基本穩定在14.3%左右。人口出生、流動特征及變動趨勢對義務教育學位需求產生相應的影響。
出生率和0—14歲人口占比總體高于全國,義務教育學位近期需求較大。2023年,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民族省份有7個,西藏人口出生率最高,達到13.72‰,是全國平均水平(6.39‰)的2倍多;貴州、寧夏次之,人口出生率分別為10.65‰、10.02‰;內蒙古人口出生率最低,為5.00‰,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人口年齡結構角度看,民族地區整體0—14歲人口占比高于全國,與全國共同呈現下降趨勢,表明在少子化、老齡化人口發展趨勢下,民族地區的義務教育學齡人口比例更高,學位需求相對大。分省份看,西藏0—14歲人口占比最高,呈現倒U型增長趨勢;其他7省份0—14歲人口占比均呈下降趨勢,僅內蒙古0—14歲人口占比低于全國。新疆、廣西0—14歲人口占比降幅較大,2020—2023年降幅超2個百分點;西藏降幅最小,僅為0.15個百分點。各省份義務教育學齡人口占比及降幅不同,需分別做好學位需求預測和供給。

人口流出規模大,中長期或將加速義務教育學齡人口下滑。七普數據顯示,八省區整體呈人口凈流出態勢,凈流出規模達1153萬人,人口外流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教育資源、公共服務等,中長期或將加速民族地區義務教育學齡人口下滑。分省份看,新疆、寧夏、西藏為人口凈流入省份,其中西藏(45.63%)、新疆(42.11%)流動人口中跨省(區)流入人口的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3.22%),貴州、廣西、云南、內蒙古、青海為人口凈流出省份,人口流出規模依次減少。2020年,八省區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31年,較全國平均水平低0.60年。伴隨受教育水平、人口素質提升,勞動力流動能力增強,民族地區未來人口流動趨勢對教育資源配置的影響或將放大,各地需重點關注青年人口流動對區域中長期義務教育學位需求的影響。
義務教育學齡人口城鎮化水平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教育城鎮化的省際差異顯著。總體來看,義務教育學齡人口城鎮化水平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均呈增長趨勢。2023年,八省區總體義務教育學齡人口城鎮化率為73.86%,較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高16.07個百分點。民族地區教育城鎮化水平低于全國,2023年,八省區總體義務教育學齡人口城鎮化水平較全國平均水平低11.13個百分點,表明民族地區對鄉村義務教育學位的需求相對較大。分省份看,教育城鎮化水平的區域差異顯著。比如,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內蒙古、寧夏呈現常住人口與學齡人口城鎮化“雙高”特點,西藏、云南呈現“雙低”特征;貴州學齡人口城鎮化水平遠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新疆學齡人口城鎮化水平僅略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義務教育學齡人口城鎮化水平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的程度,體現了城鄉教育質量的差異和人們對優質教育的追求程度,各地需根據城鄉學齡人口的分布和發展趨勢,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民族地區義務教育資源配置存在的問題
在全面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基礎上,優質均衡成為我國目前及下一階段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重點任務。對照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標準發現,民族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辦學條件部分仍未達到優質均衡標準,仍需各地找準區域教育薄弱環節,精準優化資源配置。
校舍面積尚未完全達到優質均衡標準,體育運動場館面積減少。“十四五”以來,民族地區基本辦學條件改善明顯,小學生均教學及輔助用房面積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23年,民族地區小學、初中生均教學及輔助用房面積分別為4.64平方米、5.68平方米,部分省份尚未達到優質均衡標準。2023年,民族地區小學、初中生均體育運動場館面積分別為8.32平方米、10.35平方米,各省份初中學段全部達到優質均衡標準、部分省份小學段尚未實現優質均衡。“十四五”以來,大多數省份義務教育生均體育運動場館面積減少,學生體育活動空間受限。
初中科學教育、數字化設施設備配備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十四五”期間,民族地區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每百名學生擁有網絡多媒體教室數大幅改善,2023年,各省份初中學段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小學段網絡多媒體教室數已達到優質均衡標準,為科學教育發展創造良好條件。但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民族地區初中學段科學教育和數字化設施設備配備仍顯不足。比如民族地區初中生均教學儀器設備值為2691元,較全國平均水平低約600元;每百名學生擁有網絡多媒體教室數2.69間,較全國平均水平少0.51間。“十四五”期間,民族地區生均實驗室面積降幅超15%,2023年,民族地區生均實驗室面積僅為0.70平方米,較全國平均水平少0.06平方米,實驗室空間短缺制約科技人才培養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
教師素質相對薄弱,部分地區初中教師資源緊張。“十四五”期間,民族地區高學歷教師數呈增長態勢,八省區小學和初中每百名學生擁有高于規定學歷教師數均已達到優質均衡標準,但大部分省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小學6.10人、初中7.25人),教師素質相對薄弱。受學齡人口變動影響,初中學段生師比呈上揚態勢,部分省份初中生師比高于13.5∶1的配備標準,出現階段性教師短缺。
優化民族地區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突破路徑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要求,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五五”時期,應錨定教育強國和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建設目標,順應人口變化新形勢,優化民族地區義務教育階段資源配置,健全與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著力在學校布局、辦學條件改善、教師配置、區域協同等方面發力。
優化學校布局,健全與常住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民族地區間人口出生率、流動遷移率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各不相同,各地應健全與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準確研判生源變動周期,預測區域內各年度各學段入學人數,為基礎教育學校布局、資源變動提供數據支撐,提前精準做好學位供給、學校布局規劃。在民族地區人口流動參與度持續攀升的背景下,[2]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需適度擴大教育資源供給。學校布局需考慮民族地區與邊境地區交織重疊的區位特殊性,加強國門學校建設;[3]結合民族地區地廣人稀、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現實情況,合理規劃布局城鄉學校,加強寄宿制學校建設,推進學校建設標準化,縮小區域教育差距,辦好必要的小規模學校。優先發展鄉村教育,健全控輟保學長效機制,強化校園周邊環境改造,為學生安全上學提供便利和保障。在區域內探索建立教育資源統籌調配制度,以科學合理的方案將教育資源過剩地區的部分資源調配到當前資源不足的地區,推動均衡發展。
改善辦學條件,增強教育發展硬保障。對照義務教育優質均衡建設標準,推動民族地區義務教育學校校舍建設、教學儀器裝備、理科實驗室、數字化基礎環境等辦學條件達標,逐步縮小城鄉、校際辦學條件差距。盤活學校現有辦學空間,整合、改造各類閑置低效空間,提高空間使用效率,避免新增儀器設備等擠占學生活動場地。在硬件配備基礎上,注重民族地區教師素養培訓,增強教師運用理科教學儀器設備、數字教育資源等進行教育教學的能力,提高各類硬件設施利用率,打通優質教育資源服務農村邊遠地區教育發展的路徑。
強化教師資源配置,提升教師隊伍質量。在人口變化和教育強國建設雙重背景下,教師隊伍建設應在數量、結構、質量方面綜合施策。在教師配置數量方面,依據區域學齡人口預測、教師隊伍年齡結構發展,綜合研判教師資源需求,做好教師配置中長期規劃。我國現行教師配備標準(小學師生比1∶19,初中1∶13.5)制定于2014年,相對OECD國家(2020年小學、初中師生比平均值分別為1∶14和1∶13)還存在差距。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國中小學教師配備都越來越充足。[4]有條件的地方可探索適度提高教師配置水平,穩步推進,避免因過度配置導致長期資源過剩、配置不足導致教育質量難以提升。在教師隊伍結構方面,區域教育行政部門需明確各地各校教師短缺的學科和數量清單,對內探索實行教師跨學段從教、跨學科從教制度,對外用好幫扶資源、對接協調師范院校學生到民族地區支教或實習,精準補充科學教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薄弱緊缺學科教師。[5]通過支教、走教、助教、跟崗等交流輪崗方式,推動城鄉師資流動和發展,促進師資配備均衡化。在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方面,用好“國培計劃”和專項支持計劃,組織區域教研、教學觀摩等活動,精準匹配各地各校教師培訓需求,提高培訓效能。鼓勵在職教師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提升學術水平和教育教學能力。針對性開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專題培訓,強化民族地區教師運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教育教學的能力。
深化區域協同,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民族地區需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納入學校育人全過程,筑牢各族師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加強對孤兒、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農村留守兒童、困境兒童的教育保障和關愛保護,保障各級各類教育的學生資助,縮小群體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民族地區教育基礎薄弱,完全依靠內部挖潛提高質量和水平的難度大,國家層面要加大“特崗計劃”“國培計劃”等項目向民族地區傾斜力度,推進教育人才“組團式”支援工作,引導和支持優秀教師到民族地區學校幫扶任教,提升民族地區辦學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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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成榮,閔欣偉.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分民族人口流動特征及趨勢比較[J].民族論壇,2025(03).
[3]李建民.教育強國視域下民族地區普通高中加強內涵建設的路徑選擇[J].中國民族教育,2023(12).
[4]李廷洲. 人口新形勢開啟教師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窗口”[N]. 中國教育報,2024-01-10.
[5]萬明鋼.持續精準施策穩步推進民族地區教育高質量發展[J].中國民族教育,2021(09).
? 本文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的區域特征研究”(項目批準號:GYJ2022014)的階段性成果。
(安雪慧,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區域教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區域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吳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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