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與中國在1949年11月建立了外交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已經開始幫助阿爾巴尼亞，比如援建中學和大學的實驗室和粉筆廠等。從1960年開始，阿爾巴尼亞與中國的關系逐漸親密，正因如此，我才有機會被選派到中國留學。這是我以前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1961年夏天，我中學畢業了。許多同學都拿到了地拉那大學的通知書，可我一直沒有接到任何消息，就在家里幫著干活。好像是9月份的一天傍晚，我弟弟氣喘吁吁地跑來，對我說：“哥哥，通知來了，你要去一個特別好的地方讀書了，去中國留學！”

我記得，到了北京，我們出海關后，有一些中國朋友來迎接我們，對我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由于我們不懂中文，接我們的人也不會阿文，所以交流只能用俄語。很快，他們就帶我們前往如今西三環的北京外國語大學，那時叫北京外國語學院，第一年就在這里學習中文。

1962年暑假之前，我們結束了在北外的語言培訓，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大學學習專業。我們六七個同學來到了北京大學，我是在化學系，專業是物理化學。我們在北京大學學習了6年，1968年畢業。

北大和北外完全不同，不但學校大，風景也不一樣。到了北大后，我得跟中國同學在一起學專業課。老師普通話雖然不錯，但是有的地方口音比較重，特別是物理和化學等一些課，我剛開始幾乎聽不懂。所以，在北大的第一年實際上還得提高中文水平。為此，北大又專門給我們編了一個單獨的班，來提高我們的中文水平。我們就一邊學專業，一邊學漢語，而且難度不斷加深。

在北大學習期間，我參加過中國大學的“開門辦學”實踐活動，時間是1964年。當時，北大和其他大學一樣也在進行教育改革，比如說考試時是開卷的。另外，中國學生還時常到農村去，參加一些生產勞動。我多次向留學生辦公室提出跟中國同學一起去農村的要求，1964年終于獲得批準，我和一名越南留學生到中朝友誼公社去勞動。

1964年，中國還發生了一件使我們非常興奮的事情，第一次核試驗成功。那時候，我感到我們的命運和中國緊緊地連在一起。中國有了核武器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我們共同的節日。1965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參加了國慶慶祝活動。我們的感覺是阿爾巴尼亞與中國的關系越來越好，兩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1969年大學畢業后，我回到阿爾巴尼亞工作。其間有兩次到中國進修。1992年6月的一天，當時的外交部部長問我，能不能接受到中國當大使的任務。得知我被任命為駐華大使后，我和家人都特別高興，特別自豪。雖然有一些擔心，但我也有決心，努力完成好這個任務。我相信，只要我盡力正確對待和處理問題，中國人民會支持我的工作。

1992年8月18日，我和太太、兒子乘飛機到達北京。當時，我不僅是駐華大使，同時也兼任駐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五國的大使。其間，我的兒子在中國完成了幼兒園和小學的學習，并進入了北京五十五中讀書。如今，他雖然在英國畢業后留在當地工作，但一直沒放棄到中國工作的想法，因為他是在中國長大的，對中國有感情。

我的兒子常對我說：“爸爸，有時候我談及中國問題，有些人會認為我是故意支持中國，實際上我說的就是一些真實的情況。”我告訴他，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如果發生很大的分歧，你要盡量離開這種場合，但不能說不該說的話。你說的就是中國的客觀情況，并不是故意要支持中國。要看到中國就是這樣發展的，你做的是對的。

（北京大學孔寒冰 整理）

《中國教育報》2019年09月27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