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眼，董治安老師離開我們已經(jīng)十年了。十年來，董老師的音容笑貌時常浮在眼前，仿佛不曾遠去，他的諄諄教誨也言猶在耳，歷久彌新。董老師仙逝后，我雖然也寫了幾篇小文，抒發(fā)心中的哀痛和思念，但其時心緒難平，且年紀相對較輕，對老師為人為學的理解，不免膚淺。而今，年齒加長，董老師在我心中的形象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豐滿，再回想老師的言談舉止，更深深地感到，董老師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確有古君子之風，是真正的學者，是吾輩最可親近的學習榜樣。

在董老師身邊的二十余年時間里，無論是學業(yè)還是生活，都得到過老師的悉心關(guān)懷和指點，學到很多讀書、做人的道理，有無數(shù)美好的記憶。篇幅所限，這里僅回顧一下《高亨著作集林》出版過程中感觸最深的片段，作為對老師的一份懷念。

董老師的欣慰與遺憾

2001年夏天，我到清華大學出版社工作。工作伊始，很想做幾本大部頭的書，自己所學為古典文學，自然而然地便想到清華國學院，想到國學院師生那些不朽的著作。2001年11月8日，董老師來京開會，參加高校古委會項目評審，住北大勺園6號樓。晚9時，我前往拜望，談話間我提起有意出版高亨先生文集之事。當時，董老師還有些猶豫。主要顧慮是，高先生的著作出版時間跨度大，版權(quán)相對復雜。但他也一再說，“做起來倒是一個很好的東西”，“高先生有十七本書呢”，同時還提到手頭有在日本發(fā)現(xiàn)的高先生的《莊子今箋》一書，這是以前未見過的。

事實上，董老師回濟南后即著手準備，對高先生著作的版權(quán)進行了一些調(diào)查，也征詢高先生家屬的意見并得到支持。一周之后，董老師打電話給我，告知相關(guān)情況，說可以做起來了。此后，董老師便正式開始了高先生文集匯纂的工作，從搜集底本，到處理版權(quán)，再到文字的處理等，事無巨細，都親力親為。由于所收著作底本有繁體、有簡體，且都是重新錄入，編校工作量非常大，董老師組織王承略、劉心明、劉保貞等七八人成立“編輯校對組”，保證了工作的進度和文集的質(zhì)量。董老師對所收著作個別文字的修訂或技術(shù)上的處理，如異體字的處理等，都逐一把關(guān)，做最終裁定。董老師還撰寫了全書的《編纂說明》和每書的《題解》，這些文字雖不算長，但尺幅千里，更需大匠運斤，頗耗心力。

對于書名，董老師也頗費了一番思量。2002年3月31日下午，我和承略兄一起到董老師家中討論文集的編輯事宜，談到書名時，董師認為“文集”用得太多、太濫，此次結(jié)集，只收高先生的學術(shù)類著作，最好叫“集林”。在董老師看來，王國維先生有《觀堂集林》，高先生的文集也以“集林”為名，可以體現(xiàn)一種學術(shù)的傳承。

《集林》前期編校工作耗時兩年多，每種書都反復校對了三四遍。直到付印前不久，董老師還放心不下，2004年12月底，利用到北大古委會開會之便，讓我把《集林》封面小樣及文前頁等送過去，還要再看一下。在緊張的會議期間，董老師審核了這些樣張，糾正了幾處錯誤。

經(jīng)過三年艱苦的努力，編輯工作基本告竣，很快就可付梓了。2005年2月13日，是正月初五，我去董老師家中拜年，匯報了《集林》的出版進度，并感慨說：“書出來就完成任務(wù)了！”董老師聞言則道：“盡人事，聽天命。”事后，我想董老師是讓我思想上放松一點兒，不要把事情變成負擔吧。

2005年春夏之際，十卷本《高亨著作集林》終于印制完工。隨后，我又商請董老師舉辦一個《集林》的出版研討會。董老師對會議名稱、時間、參會人員等，做了精心的考慮和指導。2005年6月20日，清華大學出版社與山大文學院、儒學高等研究院在清華舉行了“《高亨著作集林》出版暨學術(shù)座談會”，除山大老師外，龐樸、李學勤、安平秋、葛兆光等諸多著名學者出席，湯一介先生發(fā)來書面發(fā)言。會上，董老師不無動情地說：“如今，皇皇十卷、堪稱精美的《高亨著作集林》得以在清華大學出版社隆重出版，可以說圓了我一個多年的夢。”此話從向來言辭謹慎的董老師口中說出，我感到很不尋常，分量極重，聞聽之下的震動，今日記憶猶新。毫無疑問，將高先生的著作結(jié)集出版是董老師深藏已久的心愿。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集林》沒有收錄《古字通假會典》，而只作“存目”處理。這完全是由于我當時的畏難情緒所致。《古字通假會典》是高深的專業(yè)工具書，涉及很多僻字，當時排版技術(shù)不夠完善，清華社又非專業(yè)古籍社，自忖難以駕馭，所以我自作主張，沒有納入這本書。當時，董老師也沒有說什么，但在后來的聊天中，董老師還是提出，《集林》沒有收錄《古字通假會典》，多少還是有些遺憾。每每念及此事，我便后悔不已，至今難以釋懷。

鑒于《集林》部頭較大，為方便讀者購買、使用，后來，我又以“高亨著作叢刊”之名，將高先生著作單行出版。這件事也得到董老師的大力支持。尤其難忘的是，2011年11月10日，董老師給我打電話，欣喜地告知，又發(fā)現(xiàn)幾種高亨先生手稿，較有價值，商量可否納入其中出版。其時“子海工程”正在進行中，這幾種書便作為《子海特輯》以《高亨子學研究未刊稿》之名在鳳凰出版社出版了。從這些事中，我也親身感受到董老師對高先生著作的珍視，哪怕片言只語，也視若拱璧，想辦法使其集為一編，化身千百，以免再有遺珠之憾。

董老師與高先生的師生情，已廣為人知，成為學界佳話。董老師對高先生文字的珍視、對高先生文集傾注的心血，算是他們之間師生情篤的又一佐證吧。

一語之中見“分寸”

凡是真正受過董老師教誨的學生，大概都不會忘記“分寸感”這個詞。王洲明老師在紀念董老師的文章中，就特別提到董老師的話——“任何研究所得出的結(jié)論都要有分寸感”，并總結(jié)說：“通過自己多少年來的研究實踐才逐漸地體會到，從某種意義上說，追求分寸就是追求嚴謹，也就是追求學術(shù)研究的那種科學性。”（《厚積薄發(fā) 宏闊嚴謹——試論董治安先生的治學風格和特點》，載《文史哲》，2013年第6期）

在董老師給予我的教導中，最令我難忘而且一直奉為信條的，也是“分寸感”這個三字箴言。要把握好分寸，把話說到位，但不說過頭話，這是董老師在指導我們寫作時經(jīng)常強調(diào)的一點。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做人的原則呢？在編輯高先生文集的過程中，董老師在如何給高先生冠銜的問題上，給我上了一堂“分寸感”的現(xiàn)場課。《集林》附有一篇《高亨先生傳略》，文中需要給高先生“戴帽”，董老師為此頗費了一番思量。一來高先生是學術(shù)上的大家，學界有公論。二來作為高先生的學術(shù)繼承人，董老師又不愿有借師自重之嫌。所以，寥寥數(shù)字，董老師反復考慮，沉吟再三，最后只稱高先生為“我國國學研究與古文獻整理的著名學者”。在審閱我所撰《集林》相關(guān)宣傳材料時，董老師也定調(diào)，稱高先生為“著名文史研究專家”。這與時下動輒“大師”帽子亂飛的浮躁現(xiàn)象，形成鮮明對比，高下立判。

董老師遠去，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遺憾和回想。在老師化鶴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想用一句話來表達對老師深深的敬意和綿綿的思念：董老師，您的儒風道骨，您的君子風范，是我終身步趨的楷模，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系清華大學出版社編審）

《中國教育報》2022年09月1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