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明代嘉靖隆慶時期的魏良輔算起，昆曲的歷史已有近五百年。萬歷年間，昆曲進入宮廷，成為宮廷藝術。帝制時代結束后，昆曲存留于民間，被視作古典藝術。在20世紀中國的現代進程里，昆曲的命運幾經沉浮，處于一種“衰而未絕”的境地。2001年5月18日，昆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項目。2005年，中國政府開始了“非遺”的體制化與社會動員，昆曲作為中國第一項世界“非遺”藝術，處境大為改觀，獲得了迅速發展。從宮廷藝術到古典藝術再到“非遺”藝術，概念的變化意味著昆曲在社會文化中的位置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昆曲觀念的轉變。

“非遺”的含義指向“瀕臨滅絕”和“保護傳承”。昆曲成為“非遺”后，前者描述昆曲的處境，激發了國家及全民的文化危機感；后者則是針對昆曲的措施，涉及國家治理及文化政策。此前，國家對于戲曲的政策以創新為主，但也存在搶救、保護的聲音。昆曲成為“非遺”之后，借由“非遺”概念，保護傳承的話語獲得了支持，并在激烈爭辯的話語場里逐漸占據優勢。與此同時，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的運作，結合了“非遺”話語，提出了“全本”“原汁原味”等昆曲制作方式。諸多新舊觀念隨后被整合為“復古即創新”的文化觀念，在昆曲領域獲得了主流話語位置。國家“非遺”體系的探索與逐步建構，譬如各級“非遺”部門的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傳承人制度的創設與推行，對昆曲領域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譬如，因昆曲曾是“國劇”，現今仍分布于中國的多個區域，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概念及設立，對昆曲的地域觀念及發展產生了影響。傳承人制度也是如此，因為昆曲分為清曲與劇曲，傳承方式也有劇團、戲校、社會等途徑，技藝包括表演、樂器、道具制作等各個方面，這些都給傳承人制度的實施提出了新問題。

昆曲的校園教育，一般以1917年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請吳梅講授詞曲，并在學生社團音樂研究會傳授昆曲為起點。昆曲校園教育不同于昆曲劇團的傳承，一方面帶有專業特點，如“清曲”的傳承與研究，另一方面又具有業余性，是昆曲愛好者、贊助者與支持者的圈層。百年間，昆曲校園教育綿延不絕，主要依托于學生社團的小圈子。2009年，隨著青春版《牡丹亭》的巡演及影響的擴大，白先勇與葉朗發起北京大學昆曲傳承計劃，并于次年創設公選課“經典昆曲欣賞”。“經典昆曲欣賞”課程探索了一種昆曲校園教育的新模式，即以學校教學體制里的公選課程為中心，通過著名昆曲藝術家及學者的講座與示范，讓昆曲“小白”得以接觸并體驗“昆曲之美”。在課堂外，則通過昆曲工作坊讓學生更為深入地學習與了解昆曲。在課程作業的設置上，鼓勵學生將昆曲與創意結合起來，設計昆曲文創作品，并且可以通過短視頻、翻譯、劇本、非虛構寫作、數字人文等方式完成作業。這門課程已持續13年，在北大具有良好口碑，被稱作“神仙課程”。

在昆曲校園教育里，“經典昆曲欣賞”課堂是昆曲藝術與學生受眾相遇的場所。圍繞著技藝的展示與知識的養成，昆曲藝術家、學者與學生處于同一個共振場，進行著昆曲藝術的傳承與傳播。在白先勇的推動下，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蘇州大學都曾設立昆曲傳承計劃，開設昆曲課程，形成海內外多地聯動的昆曲校園教育網絡。其他高校開設的昆曲、京劇或其他藝術的公選課程對此模式也有所借鑒。2018—2020年間，教育部推動建立了106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基地，其中有一所昆曲傳承基地、兩所京昆傳承基地。在傳承基地的規劃與標準里，包含公選課程、工作坊、對中小學與社區的傳播等措施，大大拓寬了昆曲校園教育的影響范圍。

作為昆曲校園教育的另一標志，校園版昆曲的演出也得到了重視。譬如，2017年至2019年北京大學策劃北京16所高校和1所中學組成的校園傳承版《牡丹亭》，2020年至2021年同濟大學策劃江浙滬高校參與的學生版《長生殿》，2021年北京大學與中國昆劇古琴研究會、巴城鎮組織全國10余所高校學生參與的高校版《牡丹亭》，都展示了這一被稱作“將觀眾跨界升級為演員”的方式，是昆曲校園教育的新途徑。

隨著國家對“非遺”傳承與保護的重視，“非遺”教育成為一個新的熱點話題。譬如，在國際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非遺”教育作為推動“非遺”保護的新途徑。2023年的“哈佛中國教育論壇”專門開設了“非遺”教育分論壇。在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高校里新的本科專業。在北京大學一次關于“非遺”教材的調研中，全國有303個從事“非遺”教育的高校機構參與問卷調查。昆曲是中國第一個世界“非遺”項目，也是較早引起社會關注的“非遺”教育類型。從昆曲校園教育的實踐來看，在傳統的戲曲教育之外，如何展示“非遺”的特性，將“非遺”與校園文化的各個層面相融合，將會給“非遺”教育提供新的經驗與實踐。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9月1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