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促進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面健康成長，黨和國家及教育部門近期出臺多個政策文件。如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明確指出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堅決防止侵害群眾利益行為，構建教育良好生態，有效緩解家長焦慮情緒，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2022年，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年版）》指出，聚焦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培養學生適應未來發展的正確價值觀、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引導學生明確人生發展方向，成長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政策的陸續出臺，為我國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托和實踐指南，引領了當前基礎教育改革與“雙減”政策深入貫徹的新路徑。這些政策的有效實施，關鍵在于廣大教師的辛勤付出。因此，這些新的政策部署，成為教師必須全力面對的新挑戰，也成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新契機。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教書育人任務，使教師隊伍質量成為當前“雙減”政策與新課程標準落地的關鍵。教師群體在面對新教育政策、新課程標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契機，自身素養和角色、工作價值和地位、專業發展等問題均需被重新審視。例如，能否培養出可以切實貫徹“雙減”政策、創造性執行新課標的中小學教師？如何使教師在育人的同時提升自身素養？這些都需要我們厘清以下問題。

“雙減”政策是我國教育立足國情，針對中小學學業負擔沉重這一世界范圍的難題提出的“中國方案”。其實施效果，直接受教師專業素養的影響。

中小學學生和教師負擔問題不是個別國家存在的個別現象，也不是一段時間內存在的短暫問題，而是一種較為廣泛的教育現象和社會問題。我國從1955年《教育部關于減輕中、小學校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開始，國家和地方層面頒布多道“減負令”，引導中小學育人方式的改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減負的主要目的是引導學校和教師關注學生學業質量提升，培養國家建設需要的人才。改革開放后減負的重點是要改變傳統的教育教學方式，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和教學質量的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群眾“上學難”問題得到基本解決，當前關注減輕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目的是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為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奠定堅實基礎，更加有效地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在減輕中小學生學業負擔的同時，注意減輕中小學教師的負擔，突出體現了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深化。

減輕教師負擔，在制度層面加強了教育治理體系的頂層設計，同時促進了中小學教師管理制度建設體系趨向完善。對于中小學教師負擔問題不同國家政府、學界專家等就此推出了具體的實踐策略，產出了大批富有見地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通過梳理不難發現，國內外學者對教師負擔的看法基本一致，即主張為教師減去不必要的負擔。究竟何為教師不必要的負擔、減負要減的是何種負擔、減負的價值取向如何定位等問題，則因國內外的研究背景、社會因素、政策制度、群體習性等的差異而不同。我國“雙減”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頒行，成為當下研究教師負擔的基本背景和前提。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強調，必須牢固樹立教師的天職是教書育人的理念，切實減少對中小學校和教師不必要的干擾，把寧靜還給學校，把時間還給教師。伴隨著政策的實施以及相關研究的深入，其實踐價值和研究價值必將逐步呈現并反饋在對“雙減”政策、新課程標準等教育政策的實施中，促進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

“雙減”政策及中小學教師減負政策的出臺，推動了相關教育理論研究的深入。

教師負擔一直是影響我國教育政策制定、學業質量提升、教師隊伍建設、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問題。“雙減”政策與各學科新課程標準相繼出臺，使得教師群體及其負擔問題被再次關注，并因“雙減”政策和新課標的實施而廣受討論，成為輿論熱點。

國外對教師負擔的研究大都從其內涵、影響因素及負擔來源、負擔過重的消極影響、教師減負的意義及策略等方面展開。比如，有英國和美國學者從教師負擔的內涵出發對負擔產生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認為有限的教學資源和過多的非教學任務會降低教師職業的吸引力。有日本和美國學者通過實驗和實證研究發現，繁重的工作量會影響教師職業幸福感。此外，國外學者還從教師職業倦怠方面進行研究，大多通過開發教育評測量表來研究、展示、呈現教師負擔問題，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瑪勒斯和杰克遜開發的職業倦怠問卷、德國心理學家德莫羅蒂（Demerouti）開發的枯竭問卷等。

國外對教師負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加拿大生理學家塞爾利對心理壓力進行研究，“壓力”一詞廣泛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到了20世紀60年代，有研究開始涉及教師由于工作問題而產生焦慮不安的事實。1977年，英國劍橋大學基里亞克和薩克利菲在《教育評論》發表了一篇關于教師壓力的研究文章，教師壓力或教師負擔作為論文的主題出現，教師負擔問題逐步成為全世界教育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伴隨著政策推進取得了長足進步，一些新的理論成果不斷推出。綜合來看，在研究內容和研究主題上，理論層面的宏觀探討較為多見，行之有效的具體策略方案研究還有待加強。研究者大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展開，實證研究、深入扎實的實踐調查研究、綜合性的系統研究有所欠缺。在研究的目的和研究范式上，當前教師負擔研究的著眼點是“基于學生發展”的教師減負，基于“教師與學生共同發展”的教師減負研究尚需加強，從教師本身出發的、以教師發展為歸宿的具體研究亟待生成。

高質量的教師減負研究和實踐，成為推動“雙減”政策深入有效實施的重要因素。

“雙減”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師的負擔，要正視教師負擔存在并新增、變化的基本研究事實。同時，全球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工智能（AI）技術及各類教育軟件工具的廣泛運用，引發了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調整，教師價值功用的不可替代性、教師的專業性再次遭遇質疑和挑戰，這些也帶來了教師群體的集體焦慮。

基于以上的研判，要改變我國教師負擔研究的慣習邏輯和單向思維路徑。具體而言，我國已有教師負擔研究主要是為了確保教育政策落地、減輕學生課業壓力。這種研究有助于政策的推進，提升了教育質量，美中不足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師在教書育人中的主體地位。“雙減”政策的落地，呼喚以教師為中心的研究的深入，今后的研究應盡快打破教師負擔問題的研究模式，轉變研究思路，從基于學生減負與發展的單向教師負擔研究轉為基于教師與學生共同減負、師生共同成長與發展的教師負擔研究，努力構建減負增質、師生共育的良性健康的教育生態。

目前，就“雙減”政策和教師減負達成的一個共識是，“減”的初衷和歸宿是“增”，即減負是為了增質。但是，這里的“質”，不僅包含教學質量的提高、學生素養品質的提升，還應該包括教師群體生存質量、專業情意、能力素養、道德品格等多元主體、多個方面的共同增強。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再看“教師負擔”一詞，盡管從構詞法上屬于偏正結構，即“教師”的“負擔”，卻不是僅靠教師單方面就能解決的問題了。這種多重因素的影響，讓我們認識到，教師負擔的消減和教師隊伍質量的提升，需要來自政府、社會、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等多方主體達成共識、形成合力；需要在認清現代教育特點的基礎上，共同支撐、構建“雙減”背景下減負增質的教育生態，從而為我國當下和今后深化基礎教育改革、教師專業發展等舉措，提供更加豐富、深遠、具有國際借鑒價值的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

（作者單位系陜西師范大學，吳婷婷系該校博士生導師，本文系2022年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雙減政策背景下陜西省中小學教師負擔研究”[2022P042]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3年11月1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