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立于幼學。

基礎教育是個體成長的拔節孕穗期，更是建設教育強國的基點。

11月25日至26日，第三屆中國基礎教育論壇暨中國教育學會第三十五次學術年會在重慶召開，論壇聚焦深化育人關鍵環節與重點領域改革，展示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發展前沿進展、學術成果與實踐探索，助力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

深化教育教學方式變革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2023年5月，教育部印發《基礎教育課程教學改革深化行動方案》，全力推動“基礎教育課程教學改革形成新氣象”。

“要優化教學方式，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提升課堂效率和育人質量。”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田祖蔭說。這也是與會專家學者關注的重點問題。

課堂教學是高質量實施國家課程的“最后一公里”，學習方式變革是高質量實施國家課程的核心。新的課程標準對培養學生核心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實踐中，由注重“怎么設計教”到注重“怎么設計學”并不簡單。

“以學生的問題為起點、學科的問題為基礎、教師的問題為引導，一起建構聚焦課堂的核心問題。”上海市寶山區問題化學習研究所學術領銜人王天蓉回顧了問題化學習20年發展歷程，表示課堂核心問題的底層邏輯不是一廂情愿地預設學科問題，而是以學生的問題為起點的共同學習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讓孩子覺得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課堂仍然是課程實施的關鍵，要充分考慮從教學目標到學習目標的轉化，通過設計有意思、有意義、有可能的學習任務，激發學生的內動力，支持差異化的學習過程生成深度的體驗，并用一致性的評估貫穿始終。”北京十一學校校長田俊表示，要想沉淀學生素養，應該更強調讓學習在真實的情境中發生，把學習的過程還給學生。

重慶謝家灣學校的課程生態總體構建令與會嘉賓印象深刻。“我們從學習者視角整合一切有積極影響的元素，試圖破除教師中心、教材中心，回歸孩子的立場。”該校黨委書記劉希婭說。

    運用新技術賦能教育發展

技術的變革，歷來都是推動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賦予新機遇，新質生產力催生新動能，科技新變量催生發展新增量。研究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對基礎教育教學的影響，充分利用新技術推進教學模式創新，能夠提高教學效率，為教師“教”和學生“學”提供更多選擇和便利。

賦能基礎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既是教育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顯著特征，又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戰略支撐和引擎。“要通過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手段，打破時空區域條件的限制，促進優質資源向欠發達地區輸送實現共享，以數字化賦能教育管理和評價改革。”田祖蔭說。

從理論到實踐，從學校到區域，基礎教育人一直在思考和探索新技術帶來的新挑戰、新機遇。

“數字教學法的第一個指向就是技術賦能的深度學習，要培養學生的素質能力，使他們能夠有效運用數字工具和資源進行深度學習。”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黃榮懷表示，過去把技術當作工具來看是一個誤區，應當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技術和手段來變革教育教學的過程。

傳統學校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天津市第十九中學校長盧冬梅特別談到數據挖掘和行為分析。通過校園卡生成的學生行為軌跡發現學生愛去的地方，并把這個地方改造成屬于學生的公共空間；針對學生寒暑假過后運動能力降低的問題，分析體質健康檢測數據，并為學生們開出假期居家運動“處方”……“校園里的每一天、每一塊土地上都在不斷產生著數據，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有效地把它應用起來。”盧冬梅說。

“創新數據驅動多元智能教育評價新機制，創新數字化時代教育評價體系，支撐基于數據庫數據的過程性縱向評價與德智體美勞全要素橫向評價，推動向以評促建、以評促用的評價導向轉變。”湖北省武漢市副市長孟暉表示。

探索建立校家社共育機制

“家長朋友們了解了青少年近視的成因，還有什么想問的問題嗎？”社區醫生走進幼兒園的課堂，給家長們帶來一場精彩的兒童視力健康課。這是在論壇現場，重慶市巴蜀幼兒園展示的一場“1+N家庭教育新課堂”。

一直以來，巴蜀幼兒園致力于貫通校（園）家社三方，以幼兒園為主導，推動家長的深度參與、社會資源的不斷融入，建立校（園）家社教育共同體。這樣的實踐引起了與會嘉賓的熱烈掌聲。

近年來，校家社協同育人機制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熱議的教育話題。推進“五育”并舉，促進學生全面成長成才，學校、家庭和社會都是教育教學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如何實現校家社協同育人，助推青少年全面發展？對于此問題，中國教育學會美育研究分會理事長袁為民從美育的角度指出：“增強學生的審美意識、審美能力，需要在校家社3個方面的協同育人中進行，校家社協同美育的內在聯系與外在張力，既影響對美育內涵的理解，也影響美育育人價值的發揮。”

基礎教育是全社會的事業，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密切配合，共同擔負教育學生健康成長的責任。但是在校家社的合作中，依舊存在著亟須解決的問題。

重慶兩江新區康美街道黨工委副書記王燕認為，目前在校家社共育過程中還存在著五大困境。一是信任困境，“雙減”政策出臺以后，家長們依舊存在分數更重要的觀念，學校的應試教育部分也給家長帶來了焦慮；二是溝通困境，有的家校溝通流于表面，內容也較片面；三是合作困境，各方對自己的職責邊界不是很清楚，導致學校教育復雜化、家庭教育片面化、社會教育邊緣化；四是組織困境，校家社之間的組織形態尚未完全規范；五是研究困境，對校家社共育理論層面的研究較多，但對操作層面的研究不多。

“針對這些問題，我認為我們應該完善校家社協同的組織形式，保證溝通順暢；健全激勵機制，線上線下同頻共振，宣傳鼓勵好的做法；搭建多元平臺，舉辦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系列課程活動等。”王燕建議。

本報重慶11月26日電

《中國教育報》2023年11月2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