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的一系列農村調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有效實現了理論與實際、主觀與客觀的有機結合，為黨進一步認清農村社會發展的真實狀況、制定相關方針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對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非常重視調查研究，把調查研究作為找到正確革命道路的制勝法寶。延安時期，黨將這一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通過系統的農村調查，準確把握了中國農村的“脈”，找到了中國農村革命的規律，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發展道路。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村調查理論和方法，為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毛澤東同志的大力推動下開展起來。1941年初，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到80萬名黨員，其中大多數是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后入黨的。很多黨員沒有經歷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洗禮，對于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巨大危害沒有切實感受，對教條主義的本質自然也談不上有深刻認識。黨中央覺得很有必要在全黨開展一次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以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1941年毛澤東同志出版了《農村調查》一書，并為此書寫了序言和跋。同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指出“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向全黨發出系統、周密地開展調查研究的號召。

　　建立了嚴密的組織機構。1941年，中共中央發出了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兩個重要的黨內文件，為開展農村調查提供了必要的保證。其中《中共中央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還明確規定，在中央下設中央調查研究局，調查局擔負收集材料之責；在延安設第四分局，擔負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之責；撥給必要經費，給予各種便利，以達系統周密調查與研究一切必要情況之目的。隨后，各抗日根據地紛紛組織調查團，開展農村調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全黨范圍內的農村社會調查熱潮，從而有力地配合了整風運動。在延安的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婦委、留守兵團等也都派考察團深入基層，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群眾生產生活等方面的調查研究。

　　調查內容多樣，成果豐富。西北局考察團深入綏德、米脂廣大農村，開展對其經濟、政權、文化教育、社會階級等問題的調查，編寫了《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小冊子，為西北局高干會議的召開和中央有關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張聞天同志率領的延安農村調查團在陜北等地深入調查，形成了《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和《米脂縣楊家溝調查》，為進一步完善黨的農村政策提供了依據。中央青委考察團深入延家川調查，寫出了《綏德延家川經濟材料》等多份有價值的調查材料。中央婦委深入延安周邊的廣大農村，形成了《沙灘坪調查》《沙灘坪第二鄉第二行政村調查》等婦女生產生活調查報告，為黨中央最終形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作出重要貢獻。1940年，朱德同志帶秘書、參謀等身邊人員，與八路軍留守處的幾位同志一起去南泥灣實地調查，初步選定臨鎮、南泥灣、牛式鎮一帶作為開荒地點。1941年春，朱德同志帶領身邊工作人員、農業技術員等到南泥灣實地踏勘，掌握了南泥灣的水文、土質狀況，為開發南泥灣奠定了基礎。在屯墾南泥灣政策的正確指導下，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從南泥灣走向各個抗日根據地。

　　廣大黨員、干部在農村調查實踐中不斷加深對中國農村的認識。通過廣泛、深入的農村調查，廣大黨員、干部逐漸從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自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現狀和革命實際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終掌握了通往勝利大門的鑰匙。事實證明，延安時期黨的農村調查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環節，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直面問題的責任擔當，凝聚了黨解決經濟、社會等問題的政治智慧，增強了全體黨員的黨性，鍛造了一個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

　　（作者單位系陜西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系202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農村調查未刊資料整理與研究”[23BDJ072]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4年09月12日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