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追溯大學誕生及發展歷程，爭取、捍衛學術自由始終是大學秉持的重要理念和核心價值。作為學術自由的內涵延伸和制度保障，大學自治漸成學術性組織針對外部環境的權力訴求，保障了大學獨立處理內部事務的自主空間。然而，隨著大學由“象牙塔”轉為公共服務機構或獨立法人，學術自由、大學自治面臨系列新的時代挑戰，依托各項規定、條例，尤其是大學章程的自律機制成為現代大學治理體系的核心要素之一。

關鍵詞：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大學自律；大學治理

自中世紀以來，爭取和捍衛學術自由始終是大學秉持的核心原則和價值導向。學術自由除強調教師的教學和探究自由、學生的學習自由外，同樣關注學術自治，即教師擁有學校政策制定、大學及院系事務決策的發言權。學術自治要求專業知識成為學術事務的決策標準，大學自治因而成為學術性組織針對外部環境的權力訴求，保障了大學獨立處理內部事務的自主空間。不過，當大學由“象牙塔”轉為公共服務機構和獨立法人，政府和社會愈加強調對于大學產出和效率的問責，自我約束、自我規范的自律機制逐漸成為大學實現自治、保障學術自由的重要前提。

學術自由及其邊界

追溯大學誕生及發展歷程，根植于西方傳統理念的學術自由漸成大學理念及制度構建的重要基礎，并在世界范圍內倡導和力行。歷史上，學術自由主要作為歐洲中世紀教授的封建特權而存在，旨在保證大學教授在教學和真理闡釋方面的權威[1]。隨著概念的演化和發展，學術自由更多地被視為學術人員履行使命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源自19世紀德國教學自由（Lehrfreiheit），學習自由（Lernfreiheit）和大學自治（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的概念[2][3]。

三個概念與洪堡主導的柏林大學改革密切相關，具體而言，“Lehrfreiheit”聚焦教師的法定權利，認為大學教師享有教學和探究的自由，在履行職業責任過程中不應受到政府行政命令或教會的干擾。“Lernfreiheit”關注學生的學習自由，在當時的德國情境下，大學承諾不對學生的學習過程進行任何干擾，學生可以不受課程成績和課堂點名的約束，甚至可以自由地轉學。“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強調學者的自主治理（Academic Self-governance）或機構自治（Institutional Autonomy），即大學有權在資深教授的指導和監督下，對內部事務做出獨立決策。可見，學術自由除指涉教師“教”的自由和學生“學”的自由外，同樣強調學術自治。

事實上，在關于學術自由的現代討論中，學術自治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學術自由的內涵也從教師個人教學與探究的自由，擴展至學校政策制定及決策過程中的自由。例如：阿什比（Ashby）等人認為學術自由應該包括：在院校治理中免受非學術性干預的自由，經費分配的自由，決定工作條件的自由，招生的自由，課程設置和教學的自由，制定學術成就標準以及決定評價方法的自由[4]；卡倫（Karran）等學者同樣提出，學術自由需要保障教師在教育政策領域的發言權，以及在決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5]。在現代大學制度中，學術自治往往通過教授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學委員會、招生委員會、評估（質量保障、督查）委員會等學術機構和自治平臺保障學者們在學術事務中的參與權和決策權。

隨著大學從“象牙塔”轉變為公共服務機構，學術自由也逐漸從特權走向責任。美國教育史專家門羅（Monroe）曾在《教育百科全書》中提出，學術自由，即在高等教育機構中教學并證明真理的自由，以及在追求真理過程中不受政治、官僚或宗教權力干預的自由[6]。不過，不受強制性的干預，并不等于不受任何限制，胡克（Hook）因而進一步指出，學術自由并非人權、民權或憲法權利，而是專業上合格的教師或研究人員所享有的特殊權利，這種權利一則專業上有資格的人才可以擁有，二則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需要遵守職業道德準則。可見，胡克在強調作為權利的學術自由的同時，又為其設置了邊界，認為在追求學術自由的過程中，基于職業道德標準，或依據相關學科中已被證明是真理或合理結論進行的干預是可以理解的 [7]。

胡克的觀點得到后續學者的支持和積極回應，認為教師在享受學術自由這一珍貴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如前所述，胡克認為教師應遵守職業道德標準，學術自由雖然保證教師教學和追求真理的權利，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在教學或研究行為中“進行一切事情”，也不意味著教師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事情。教師或研究人員必須忠誠于學術標準，不接受外界企圖灌輸的或炮制的證據，不被收買，追求真理必須基于可靠的證據[8]。后續多位學者強調了學術自由應該受到學術共同體明令和默守的學術規范的限制，也有學者強調教師需要承擔學術責任，如履行教學義務，與同事合作，維護學術秩序以保證學術活動順利開展等[9]。

除學術規范、學術責任等內在約束外，政府、社會愈加強調大學的績效、質量和對于經濟增長、文化傳承與創新、全球競爭，甚至環境保護、勞動就業等諸多社會問題的貢獻，學術自由面臨系列新的時代挑戰。一方面，教師的教學、科研不再是圍墻之內的神圣活動，社會對大學的產出從信任轉為強調質量問責。另一方面，市場化使得大學不得不對政府、社會的需求迅速做出回應，決策速度成為大學治理的主要考量，教師在學校政策制定、決策過程中的作用日益邊緣化，學術自治受到外部系列因素的限制。

學術自由同樣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事實上，不受宗教、政治等因素限制的學術自由可能并不存在。中世紀之前，即使是在民主制尤為突出的雅典，也并無不受宗教、主流世俗觀念約束的追求真理的自由，蘇格拉底之死便是力證。中世紀之后，無論是以神話教義為核心的宗教意識，民族國家的政治意識，還是統治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維系的社會規范、價值觀等均為學術自由設置了邊界[10]。在中國，大學雖然逐步取得獨立法人地位，但公立高校作為事業單位，是國家機關或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學、文化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11]，代政府行使部分公權力，履行相應的行政職能。

大學自治及其限度

如果說學術自由指向學術人員的個體性權利（Indivial Right），那么，大學自治則主要針對學術機構本身，強調作為學者共同體的大學的團體性權利（Institutional Right）。一方面，大學自治是學術自由內涵的合理延伸；另一方面，若學術自由強調教學和科研必須免于教會、政治勢力等外部因素的干預，那么大學自治則是推崇學術自由的必然結果。當然，學術界更多地將大學自治視為學術自由的制度保障，作為承載學術自由的組織形式，大學自治保證大學獨立處理內部事務的自主空間，劃定學術人員自由教學、研究、追求真理的區域和邊界。

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雖然相輔相佐，但并非完全一致，尤其是隨著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深入，二者的關系愈加趨向疏離。在績效、競爭、成本效益等市場理念的影響下，政府的治理手段由直接控制轉為遠端操控，大學實現一定程度的權力下放，自主性有所增加[12]。不過，在市場化的沖擊下，大學愈加強調決策速度，而且，校外人士開始參與大學內部事務的決策，教師在學校政策制定、戰略發展規劃等各項事務中的參與受到限制。與此同時，市場化密切了大學與社會的聯系，行政系統的作用凸顯，甚至控制了財政預算、資源分配等學術事務的命脈，獲得自治權的大學反而限制了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學術自由和自治。

上述現象在中國較為明顯，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大學的“行政化”。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實行一系列還權、放權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以下簡稱《高等教育法》）規定的七項辦學自主權均在不同程度得以擴大。然而，大學在獲得獨立法人地位、提高自主權的同時，并未調整內部治理結構和決策模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逐級下放而來的權力，在較大程度上集中于以黨委、校長為中心的行政管理層，學術自治空間有限，教師在學術管理中的作用仍然不足，更有甚者，教學、科研等活動亦可能受到行政指令的干擾。可見，大學自治并不必然成為學術自由的保障。

中國大學的“行政權力”來源有二：其一，學術領導的權力。學術領導，即擔任校長、院長、系主任等行政職務的學術人員，之所以將其歸于行政權力，是因為此類群體更多地以管理專家，而非學術人員的身份參與決策過程。當然，以黨委書記為核心的政治權力，同樣參與重大學術與非學術事務的決策。其二，專門負責行政事務的大學/學院行政部門。關于后者，西方大學的行政部門通常為決策執行機構，并未介入治理過程，而在中國情境下，行政部門被認為存在影響決策過程的情況。

具體來說，一方面，在決策過程中，學術領導的權力通常異化為“官本位”，即以權位高低決定決策資源、學術資源的多寡，而且，學術領導在資源以及資源分配上的優勢，使得一般教師對學術領導產生資源依賴[13]，失去大學及院系事務決策的主動權。另一方面，大學行政部門傾向于提出具體的要求，影響院系的決策過程和結果。例如：有學者指出，教務處往往限制課程的開設及評價方式，甚至為了自己工作方便，硬性規定評價的形式和各種指標[14]。而且，教授等群體雖然可以通過教授委員會等學術性組織參與決策過程，但僅限于在行政部門既定的規則框架下發揮影響力[15]。

大學自治同樣存在合理限度。事實上，“象牙塔時代”的大學尤為重視同僚治理（Collegial Governance），即掌握專業知識的教師群體組成學者社群，在相互信任和道德約束的基礎上，共同參與決策過程，決策結果旨在達成專業共識[16]。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大學逐漸由“象牙塔”轉為公共服務機構①，政府逐漸介入大學的內部治理。20世紀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強調的競爭、績效、成本效益等市場理念，借由國家政策介入高等教育領域。隨著大學組織以及外部環境的日益復雜，大學的內部治理愈發受到政府、市場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完全自治既不可能，也存在風險。

政府、市場與大學在治理過程中的互動引發了學術界的諸多討論，其中尤以“三角協調模式”最為經典。20世紀80年代，伯頓·克拉克（Burton Clark）提出，學術寡頭（Academic Oligarchy）、國家權力（State Authority）、市場（Market）是影響大學治理的三大要素[17]。具體來說，學術寡頭，即由資深教授組成學術社群，其影響力主要表現為基于知識和專業的權威；國家權力代表社會的集體意志，通常借由政府法令和執政黨的政策影響大學的諸多決策；市場則強調競爭和基于自由選擇的市場交換，以作為“消費者”的學生的需求決定高等教育供給的數量與質量。

后續學者從多個角度對“三角協調模型”進行了深化和拓展。例如：加雷斯·威廉姆斯（Gareth L.Williams）具體探討了政府在大學外部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市場、大學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互動與博弈關系[18]。弗蘭斯·F.范富格特（Frans van Vught）在對十一個國家高等教育政策進行國際比較的基礎上，具體探討了政府權力、學術寡頭、市場的作用機制，并依據國家權力的介入方式和程度，區分出大學治理的“國家控制模式”與“國家監督模式”[19]。另有學者著重探討大學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卡帕諾（Capano G.）更是依據政府介入高等教育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的程度，區分了科層治理、程序治理、遠程操控和自我治理四種模式，詳細探討了不同治理模式下，政府、市場對于大學自治的影響方式和程度[20]。

大學自律：“自由”“自治”與“規制”之間

學術自由是大學作為學術性組織的基本訴求。然而，當大學由“象牙塔”轉為公共服務機構或獨立法人，學術自由也從特權走向責任，而責任的守持往往需要大學建立和完善自律機制，基于自覺的教學、科研等職責的履行必須讓位于規則明確、程序清晰的制度規定。“學術無禁區，課堂有紀律”，學術自由亦有邊界，大學依托自律機制發布的各項規定、條例、守則、管理辦法等文件，劃定了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活動的自由疆界，既為教師等學術人員的各項行為提供依據，也可防止學術自由的過度泛化和濫用。

作為學術自由的內涵延伸和制度保障，大學自治漸成世界范圍內現代大學制度構建的重要基礎。當政府、社會對大學的產出質量和運作效率由信任轉為問責，自我約束、自我規范的自律機制也成為大學實現自治的重要前提。事實上，如果說大學自治是針對外部環境的權力訴求，自律則是大學面向內部活動的自我規制和行為自省，除了具體且細化的各項規定、守則、條例等文件，大學章程強化了自律機制的頂層設計，是現代大學制度構建的重要基礎。

大學章程的制定自有法理和情理根基。一方面，大學制定章程不僅有法可依，更為法律所強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均明確規定，章程是設立高校的必備條件之一，后者同時對大學章程的內容進行了規定。此外，“加強章程建設”“完善治理結構”同樣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關于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重要目標。《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和《中央部委所屬高等學校章程建設行動計劃（2013—2015年）》也對章程制定的原則、內容、程序、進度等進行了規范。

另一方面，大學章程的建設同樣具有現實合理性。首先，依“章”治校是西方發達國家大學治理的慣例。早在中世紀初期，依據特定的規則組織和管理大學便已成雛形。時至今日，基于辦學特許狀或國家相關法律制定章程，更是大學明確內部治理結構，規范各利益相關群體權力邊界的首要選擇。其次，大學組織及外部環境的日益復雜，也使得以章程為綱領的依法、依律治校成為必然。最后，不完善的治理體系、低水平的治理能力等現狀往往導致大學自治權的濫用，章程建設成為大學治理改革的當務之急。

大學章程一則是政府與大學的行政契約，既保障了后者的自治空間，同時也為政府監督、評估、規范大學各項行為提供法律依據。章程以條文形式界定了大學的性質和法律地位，明確治理過程中的政府責任，旨在厘清政府與大學的權力邊界和互動模式，規定政府介入大學內部治理的范圍、程度和方式。總體來看，既有的章程通常以“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為原則，明確大學的獨立法人資格，依法享有辦學自主權。作為大學的舉辦者、共建者或主管部門，政府在尊重大學依法自主辦學的基礎上，監督大學的責任履行情況。

二則，章程是大學依法、依律治校的基本依據，是民主管理、教授治學的重要權杖。大學章程規范了學校內部的治理結構，明確重要事項的決策規則、程序和監督機制，限定各利益相關群體，尤其是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學術權力的邊界、作用空間、運作規則，在較大程度上促進權責利清晰、運行高效的大學治理模式的形成。更為重要的是，章程應在有效分離學術權力、行政權力的基礎上，著重為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提供制度保障，為教授治學、民主管理搭建平臺，為學術權力的切實回歸創造渠道。

綜上，學術自由是大學理念及制度構建的重要基礎，大學自治作為學術自由的內涵延伸和制度保障，也逐漸成為學術性組織對外部環境的基本權力訴求。然而，自由存邊界、自治有限度，依托各項規定、條例，尤其是大學章程的自律機制成為現代大學制度的重要元素之一。自由、自治、自律三位一體，不可或缺，自由、自治是自律機制構建的基礎，而自律既為自由、自治提供制度保障，又限定了二者的作用空間和運作規范。（作者單位：袁本濤，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朱賀玲，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從路徑依賴看大學治理的制度困境與出路”（項目編號：16JYC028）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依據布勞恩等學者的觀點，政府認為大學作為公共服務機構，必須服從特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目標，接受公共權力對大學產出的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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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