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義遒教授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兼教育學家，先后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副校長和常務副校長等職務，在教學改革和高等教育管理等方面都有突出業績。他既有豐富的教育管理的實踐經驗，又有深厚的鉆研教育的理論功底。他的《中國高等教育：多樣化與教育教學質量》一書詳盡分析了當今高等教育的幾個主要方面和重大問題，材料豐富而翔實，觀點確切而鮮明，既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又直面當今現實問題。筆者結合王義遒教授在書中的觀點和闡述，深入探討及思考了何為世界一流大學、何為大學精神、何為北大精神的問題。

關鍵詞：世界一流大學；大學精神；北大精神

何為世界一流大學

自1998年紀念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建校100周年之時起，國內高等教育領域便逐漸出現爭創“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各個條件較好的研究型大學更是躍躍欲試，紛紛招攬人才、制定計劃、設定目標、采取措施，甚至在增添學科、擴大招生、擴充學校規模和設備、美化校園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進入21世紀以來，在爭創一流大學的熱潮中，又出現各校紛紛合并和擴招的趨勢，學校越辦越大，招生越來越多，并且競相改名，如把“xx學院”改成“xx大學”；把“師范學院”或“師范專科學校”都去掉“師范”二字，改成“xx大學”或“xx理工學院”等，不一而足。名義上是為了“學科互補”“文理兼容”“資源共享”，實際上則是提升學校的級別，爭立項目，爭取國家撥款和在擴招中增加收入。這樣，原來有些特色或專長學科的學校消失了，原來專門培養中小學師資的師范學院或師范專科學校再也找不到了。而且由于擴招嚴重，師資力量不足，整個教學質量呈逐漸下降的趨勢。王義遒教授是這一熱潮和過程的親身經歷者，也是冷靜的觀察者和思索者，他在《我觀當今中國高等教育》一文中，不無感慨地指出：“現在高校以規模求效益，過度擴張，萬人大學成為‘小大學’，五萬、七萬有的是；班級規模動輒上百人，甚至幾百人。同年級學生還不認識，遑論教師識學生，更不用說不同院系師生相互交流了。”“有些學校規模擴得過大，標榜‘學科交叉’的‘綜合’，卻由于規模過大而妨礙交流，并造成管理‘尾大不掉’，成本激增。”[1]其實，“一流大學”之大，并不一定是綜合大學，并不在于學校規模之大和招生數量之多，王義遒教授多次提到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以及國內抗日戰爭時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生不過一二千人，多至數千人，卻培養了眾多的杰出人才。那么，“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或標志究竟是什么？國內學界就此發表過不少文章。有的學者劃出九條標準：“教師素質、學生素質、課程設置、研究經費、師生比、硬件設施、財源、畢業生成就、綜合聲譽”，[2]但沒給出定量化指標。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制定了九個指標的體系，其中大部分都有硬的定量化指標，而有關教學質量的元素卻更少了。還有學校和個人按照這一類的指標體系給大學排名，排在前幾名的就算“一流”，全球排在前一百名的就算是“世界一流”了。還有的排名指標更簡單，就按教師和校友中有多少人獲得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科學引文索引（SCI）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的收錄數，以及在《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發表論文數五項指標來給大學排名。王義遒教授指出，這類指標體系中，都忽略了育人這個學校最主要的使命。“這就顯得非常片面，很容易產生誤導。”[3]

“世界一流大學”的另一種標準，可以說是文化的標準。王義遒教授認為，大學既是一個教育機構，也是一個文化機構。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標志。我們通常講大學的“三大功能”，從服務社會的角度來說，就是：培養人才（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從對待知識的角度來說，就是：“傳授（傳播）知識，擴增（產生）知識和應用知識”。王義遒教授認為，后者“更突出大學的‘文化性’”。有人覺得“傳授”二字太消極被動，其實傳授正是教育的基礎，“‘教育’本身就是一種代與代的傳承關系。創新與傳承并不矛盾，創新基于傳承”[4]。“教育反映了人類代與代的關系，老與新的人間關系。老一代希望新一代能傳承和發揚上一代的優秀的東西，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5]世界一流大學，就是把這種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做到很高的水平，使世界矚目。

1947年，胡適先生在他任北大校長期間曾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要求“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要求這種大學通過獨立的學術研究能夠解決本國在科學、工業、醫藥與公共衛生、國防工業等方面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并且“和世界各國的學人和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6]這種學術獨立、能夠為本國解決重大問題，并與國際接軌的大學，顯然也就是文化上能夠傳承、創新的世界一流大學。可惜這個計劃中斷了半個多世紀。

王義遒教授認為，就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特征，做出定量的指標體系，便于對照和進行建設，固屬必要，但他更傾向于從宏觀的視角，考察大學的社會影響及其在國家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這樣容易抓到主線，不致被眾多的具體指標所迷惑，可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地去籌劃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大計。”[7]

現代化世界強國與世界一流大學是密切相關的。現代化強國必須有世界一流的人才來建設，而一流人才又要靠一流大學來培養。雖然，少數現代化強國不一定有世界一流大學，但中國不僅是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偉大國家，而且是人口眾多、資源并不十分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設成現代化強國，必須勇于創新，開創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這就更加需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培養大量創新型人才，培養一大批有國際影響的科學家、思想家、學問家和工程技術專家。所以，我們要建設的“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服務于社會，而且要引領社會、引領未來。從國際范圍和北大校史上看，“哈佛大學畢業生中產生過7位美國總統、3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30多位普利策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對美國電子信息產業的貢獻；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對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所作的貢獻都是眾所周知的。而北京大學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流大學，就是因為它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她起了帶頭作用，引領一個時代的中國文化潮流……”在王義遒教授看來，“指標終究是表面的，衡量一所大學是否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它對國家發展的深遠作用。”“能把中國引入世界一流強國行列的大學”，便是“世界一流大學”。[8]可見，一流大學和一流強國兩者互為因果。但“中國的一流大學會比中國成為一流強國走得更前面一點，會先行一步。”[9]顯然，這些見解是切中時弊，令人深思的。

王義遒教授并不完全排斥“世界一流大學”的某些數量指標，他倒是獨辟蹊徑地提出另一種指標：作為一流大學，來這里學習的外國大學生，特別是研究生人數應占全校學生人數的五分之一，至少十分之一。但還是要看他們主要學習的學科和動機，應當主要是來學習自然科學、科學技術的。如果是這樣，在全球化的今天，說明這所大學現代科學的學術、管理或技術水平和師資力量，已在世界高校中占有一席之地，已在國際上被承認。這一項指標，可以勝過其他許多項指標。用這個指標來衡量，當前國內大學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何為大學精神

對于世界一流大學來說，強大的師資力量、充分的物質條件和硬件設施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鮮明而富有特色的大學精神支撐。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學精神”？這也是眾說紛紜的，王義遒教授說，“‘谷歌’上的解釋就有83萬條。”筆者感到“大學精神”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其個性的一面，它可能因不同學校而各具特色，也會與時俱進，因時代、歷史條件的發展而有所變化。

1.從字義上看

近現代意義的“大學”，最早出現于西歐，英語名稱“University”，是“uni”與“verse”二詞的組合。王義遒教授指出，“uni”是一、合一的意思，“verse”是詩節的意思，轉義也有變化、多樣的意思。所以“大學”一詞的本義，就是把多種多樣的東西統一在一起，讓大家來共同學習、研究。這里就有包容、自由的學習、研究的含義。蔡元培倡導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充分體現了“大學之所以為大”。

2.從教育的本質和大學的宗旨上看

王義遒教授多次引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話：“教育使人成為人”。并且說明前者是未受過教育的自然的人，后者是受過教育的社會的人，或曰“大寫”的人。又引證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的話：“只有受過恰當教育之后，人才能成為一個人。”可見教育的基本宗旨和使命就是“育人”。所謂“人才”，也是先成人，再成才。夸美紐斯還把人與動物的區別歸納為三點：知識、道德、虔誠的信仰或虔敬。王義遒教授認為這里的“虔敬”可看成對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信仰和操守。這正是蔡元培所說塑造“健全（完善）人格”所必不可少的。蔡元培曾主張的德育、美育、世界觀教育，與智育、體育相融合，正是為了實現這種教育的宗旨。大學的這種育人精神，是時刻不容忽視的。

3.從文化的視角看

大學既是教育機構又是文化機構。關于文化的定義很多，王義遒教授喜歡《周易》中的說法：“文明以至，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他從這里抽出“人文化成”四個字來解釋“文化”。“文化”就是以人文化成天下，亦即中國傳統觀念所說的“教化”，即“人化”。大學的文化、學術水平，大學的人文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是否強盛的標尺。大學是文化的傳承、傳播者，又是文化的擴增、創新者。王義遒教授由此指出：大學最本質的文化特征，是“保守與改造的統一，繼承與創新的統一”。北大中文系提倡的“守正創新”，正體現了這種大學文化的真諦。

4.從中西文化傳統的視角看

與西方文化著重個人、個體不同，中國傳統文化著重群體與整體。中國知識分子還特別具有“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擔當精神和人文情懷”。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又從西方引進并舉起了“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成為現代大學的主導思潮。

以上大致是王義遒教授談論較多的大學精神的共同方面。這種大學文化精神的共同性特征，他概括出兩點：一是深沉性，因為它是一種理性的內在精神；二是包容性，因為它又是一種自由的科學精神。總之，大學精神應當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

同時，王義遒教授又指出，“大學精神是因校而異的”，一個大學應該有“自己的精神”“這個精神應該能夠反映這個大學的使命、宗旨和辦學理念，以及它的基本追求和目標。”[10]而且，大學精神又是與時俱進的。例如：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后，清華大學成為一所多科性工業大學，重點為國家培養工程技術人才，被譽為“紅色工程師的搖籃”，也確為國家培養、輸送了不少優秀的工程師。但曾幾何時，她又恢復成一所學科較為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她的校訓便確定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也是清華人對他們追求目標形成的共識。

何為“北大精神”

那么，究竟什么是“北大精神”呢？這顯然有不同觀點和各種說法。2008年，紀念北大建校110周年時，出版了《北大之精神》（趙為民主編）一書，書中不同作者對北大精神、風格的表述或描述，就不下二十來種。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便曾發表《北大之精神》的演說，他將北大精神表述為“犧牲精神”，他說：“犧牲個人而盡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在20世紀50年代末，當他的《新人口論》受到無理圍剿時，他毫無顧忌地實踐了這種精神。在北大任校長時間最長的蔣夢麟則在1923年把“北大之精神”表達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這與蔡元培在1918年所述北大實施“思想自由之通則”和“兼容并收之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北大建校至今，沒有形成為廣大師生首肯或公認的校歌和校訓。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前，有關領導曾組織隊伍，或醞釀、討論，或作詞、譜曲，以至排練、演唱，卻并未成功，往后便鮮有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北大歷史照樣前行，師生并不介意此事。在王義遒教授看來，這種“不從眾”或“特立獨行”的風貌，也許正是北大特色，或特色之一。

王義遒教授試圖“從北大的使命、職能中尋找反映核心價值觀的靈魂”和“從北大的奮斗歷程和歷史影響中探索北大的特色”。由此他認為，北大人應當把“為國”“愛國”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相結合，為建立和諧世界而盡力。還要“警惕不能把‘為國’與‘愛國’當做某些特殊人群和利益集團服務的借口。在這方面，‘正義’應該成為是非判斷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信念，而科學‘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態度，應該成為當下中國人行為的準繩。這樣，人文與科學就在新的高度上緊密地結合起來了。”[11]而為了實現這種結合，為了追求真理，進行原始創新，為祖國富強和人類文明作貢獻，那么，陳寅恪先生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別是早已在北大深入人心的蔡元培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針，應該成為具有特色的北大精神。

當前，關于北大傳統或北大精神的思考與討論，最基本的說法是兩種：一種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或“民主、改革、科學、進步”）；另一種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筆者認為，前一種說法，面面俱到、四平八穩，但卻失去了北大的鮮明特色，沒有把握北大傳統的要領。筆者主張區分基本傳統與其他傳統。北大有沒有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改革之類的傳統？當然有。但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北大之所以能作出重大的歷史貢獻，主要就在于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一群社會精英，在北大堅決貫徹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學術方針。她開創了一條學術繁榮、人才涌現的康莊大道。這是北大興衰成敗的關鍵所在。筆者歷來認為，這就是北大的基本傳統，這就是北大人歷來傳承的學術文化上的鮮明氣象、特殊風格。從“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文化機構”的視角來看，北大的基本傳統與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作者：張翼星，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

參考文獻：

[1][2][3][4][5][7][8][9][10][11]王義遒.中國高等教育：多樣化與教育教學質量（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61，287，287，205，207，213，214-215，223，309，354.

[6]胡適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805.

《北京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