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愛民（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黨委書記）:

19世紀伊始，科學研究成為繼人才培養之后大學的又一項職能，發展科學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洪堡創辦柏林大學時提出的“教學與科研相統一”原則，倡導“象牙塔式”的純粹的科學研究，目的是通過科學研究培養學生的完美道德修養和大學后備力量。這與當今大學里的科學研究已有很大不同。隨著高等教育發展和大學的演變，科學研究的功能逐漸擴大，當今大學的科學研究不僅是為人才培養服務，而且還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創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世界一流大學和學者的評價標準中，科研成果數量和質量首當其沖。但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領域中各種評價“唯科研”，而科研考核中又“唯項目”“唯數量”，注重立項不注重成果、注重數量不注重質量、注重科研不注重教學的現象越來越突出，大學科學研究的目的和功能越來越被異化。有效改善高等教育的“科研焦慮”，使大學科研回歸初心，需要辨證施治，在科研生態環境建設、科研管理制度優化、科研人員素質提升上狠下功夫。

鄭承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研究生院院長）:

當前，高校正在大力加強“雙一流”建設；同時，也在開展“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簡稱“五唯”）的全面清理。有人說：“這不是一道難題嗎？一方面，讓我們搞學科建設；另一方面，又沒收了我們的‘武器’，咋搞學科建設？”其實，這是把學科建設與科研評價混為一談了。學科建設并不是僅僅注重科研成果的堆砌，而是要更加注重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和創新。可以說，學科建設是一項團體賽，就算科研成果再多，若不能為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等事業所用，也只不過是廢紙一堆。同時，反“五唯”并不是反“五用”，該用還得用，只不過這五項并不是唯一標準，而應辯證看待、統籌兼顧各種因素，將評價體系科學化。教育不是急功近利的工程，而是一項慢工細活、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事業。既然是事業，就需要靜下心來，拋開浮躁和虛妄，用好評價標準和體系，只有這樣，教育才能回歸教育的本質和初心，真正做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鐵錚（北京林業大學教授）:

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的“焦慮”，具有極大的普遍性。教師的“焦慮”主要來自考核指標體系中科研的硬性要求。無論是項目級別，還是經費數額，都直接關系著教師職業生涯的榮辱興亡。往往是沒項目時茶飯不思、坐臥不安，不是在寫申請書、立項報告，就是在想著如何申請、在哪兒立項；有了項目之后，“焦慮”非但不減，還會更多：愁拿什么交差，愁如何按規定花錢，愁在哪家刊物上發文章，愁怎么申報獎勵。校方的“焦慮”主要來自追求政績的考量。教學、管理、大學文化等都難以量化，而科研的量化指標是實打實的，經費總額、獲獎級別和數量都直接關系著學校的名譽和領導者的業績。管理部門和社會的“焦慮”也不少：科研經費下撥了，總不能“打水漂”。真正需要的技術和成果依舊難尋，不勝枚舉的成果束之高閣、難以推廣應用。消除科學研究的“焦慮”，其根本在于回歸。科研應該為教學服務，而不是與教學對立；科學研究應為人類進步、社會發展、市場繁榮、生活幸福服務，而不應該成為“敲門磚”和裝潢門面的“幌子”。科學研究更要講科學、更要遵循科學規律、更要有科學的謀劃與科學的管理。

陳鷟（中國海洋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

今天，很多大學都患上了“焦慮癥”，主要表現在對待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眼前聲名與長遠發展之間的平衡與取舍。究其原因，是學校既被各種排名和政績所困擾，又承受著社會和辦學者自身立德樹人之責的拷問以及對教育規律的敬畏。很多高校都在兩者之間徘徊和焦慮。這種焦慮自然會傳遞到師生身上，有時甚至導致其價值觀扭曲，急功近利，弄虛作假，完全背離了辦學宗旨和學術追求。長此以往，無疑會使得大學難以健康發展。那么，治療大學“焦慮癥”的藥方在哪里？一是師生心里的“藥方”。大學師生都應該經常靜悟“大學”之道，著力于誠意和正心，實現“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這種靜悟是一種心靈的成長，是立德樹人的重要起點。二是國家引導的“藥方”。各級教育主管部門應既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和責任心，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淡定從容。這樣在制定政策、給予高校評價的時候，就會多一分長遠眼光，少一分急功近利。各級主管領導只有率先既做政治家又做教育家，才能更好地引領高校領導們向此目標看齊。

《北京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