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保育”一詞最早出現于1877年的東京女子師范學校附屬幼兒園規則中——對園中的小齡兒童進行悉心看護、每月收取25日元的保育費用。如今，經過100多年的歷史變遷，保育概念逐步完善并穩定下來。根據日本2012年的《修訂版兒童福利法》，保育融合了看護及教育的雙重內涵，適用于0—5歲兒童。但以3歲為節點，3歲前兒童的保育主要依據厚生勞動省的《保育所保育方針》開展；3歲后兒童的教育隸屬于學校教育、主要依據文部科學省的《幼兒園指導要領》開展。

近年來，日本少子高齡化的急速進展需要日本加速提升生育率，經濟發展的步履維艱也更需要以往多回歸家庭的日本女性重返職場。但另一方面，作為先決條件的0—3歲托幼保育體系卻存在弊端，所滋生的“入托難”、保育工作者數量不足、保育質量亟待提升等問題嚴重阻礙了日本女性的生育愿望與回歸社會之心。因此，日本政府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政策，以解決“入托難”等問題。

提高保育員薪資

從日本全國來看，“入托難”問題的應對策略首先聚焦保育員的薪資提升。根據日本政府2015年實施的薪資結構基本調查，日本保育員年薪為323.3萬日元（約20.9萬元人民幣），遠低于日本各行各業489.2萬日元（約31.7萬元人民幣）的平均年薪水平。日本厚生勞動省2014年一項關于保育員的調查顯示，在不想當保育員的原因中，有47.5%的人選擇了“工資過低”。

2016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一億總活躍計劃》中指出，將保育員月薪提升2%（約6000日元、389.4元人民幣），同時具備豐富技能或經驗的保育員的月薪最高增加4萬日元（約2596元人民幣）。

構建多元化托幼保育機構

日本政府2015年出臺的《兒童及育兒援助新制度》規定，將融合了保育所和幼兒園職能的“認定兒童園”升級為有國家法律保障及財政支持的正規保育機構，同時，援助地方政府設置作為公立保育所輔助機構的新型保育設施。這種新型的當地保育場所是比保育所（原則上20人以上）接收兒童數量更少的、聚焦0—2歲兒童的保育機構。這類場所可提供自清晨至傍晚的保育服務時間，也可根據各所情況延長服務時間。它的出現主要是照顧雙職工或無法在家照顧孩子的家庭。

這種類型的保育場所主要有四種類型：家庭型保育（保育媽媽），在家庭氛圍內為少數兒童（定編為5人以下）提供細微保育服務；小規模保育，定編為6—19人，在近乎家庭的氛圍內提供細微的保育服務；一定場所內的保育，在企業、公司內部設置的面向從業人員和當地兒童的保育服務；入戶保育，針對因殘障疾病等需要個別護理或因當地缺乏相應機構的兒童，提供入戶“一對一”的保育服務。在日本的大都市或中小城市的核心地帶，因地價高昂很難建設符合國家規定標準的公立保育所（定編為20人以上），因此上述這些僅憑一個小房間就可運營的小規模保育機構就成為消除“待機兒童”的靈活措施。

2016年起，日本地方政府開始與當地企業建立合作，構建設置于大型商場等的“企業主導型保育所”。這類型保育所由國家引導實施，被列為消除“待機兒童”對策中的重要一環。國家會針對“企業主導型保育所”進行設施配備、運營費用方面的補助支援，支援額度高達3/4。國家認定的公立保育所要求所內全體職工均具備國家認可的保育員資格，但企業主導的保育所則只需具備半數的保育資格人員就可以依法開辦運營。此外，創設以國家為主體推進的“兼顧工作、育兒的援助事業”，針對加班、夜班等家庭提供可廉價獲得的保育人員進戶的援助服務。

吸引保育人才回歸保育行業

近年來，因日本社會中“待機兒童”問題的激化引發了不少社會風波，使得日本政府迫切推進的0—3歲保育體系完善對策更加聚焦保育學位的供給量。并且，作為短期對策，日本允許公立保育所擴招兒童，但也因此會增加保育員的負擔。

保育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保育員的專業水準。如今，日本保育員開始非定編化，短期人員也在增加。如此一來，新職的保育員很難有機會同老一輩經驗豐富的保育員一同工作，由此會阻礙新人保育員的成長，保育員技能的下降會導致保育質量降低，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而且，保育員的高離職率也在影響保育質量。因此，日本政府近年來正在推進的“確保保育員集中對策”，嘗試鼓勵那些已具備保育員資格卻并未從事保育工作的人才返回保育行業，但在此之前必須先改善保育員的薪資待遇、工作環境等。

為此，日本學者仁科愛里通過對日本保育員的訪談，圍繞保育員待遇提升的有效措施提出具體建議：提升保育員工資水平；改善保育所運營機制，應由自上而下的管制模式轉變為民主參與模式，進而提升保育員的專業性；擴增保育員配置基數；引入基于能力的人事考評制度，確保保育員長期在職；為保育員群體中的正式員工設定一定的資格標準；每個保育所均應配備2名以上的男性保育員。

《中國教育報》2019年06月2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