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著作的閱讀對于人生的價值，已無須多言。可是怎樣走進一本經典，乃至由此插上翅膀，開啟深度的閱讀之旅，這個問題大家或許更為關心。經典是晦澀難懂的理論，還是望洋興嘆的大部頭？其實都沒有那么沉重，不妨沏上一壺好茶，且聽我聒噪幾句吧。

開卷即收獲

談到經典，很多人以為這是一座難翻的山、一汪難渡的海，雖艷羨有余，卻啃讀不足。而閱讀經驗告訴我，但凡能選擇啟程，堅持翻看，不管動機如何（不妨附庸風雅、亦可尋章摘句），必有意料外的收獲；且小翻小成，大翻大成，無一例外。

經典作品都是面目可憎嗎？當然不是。舉例來看，英國人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有一次，他去考察一家制針廠，發現了一件比較有意思的事。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日產量不足20枚，但是這家工廠的老板卻非常有頭腦，他另辟蹊徑地把生產流程分成了18道，工人也分成18組，一組專事于一道。如此分區設置，居然化生出一種非凡的效果：全廠產量飛升，平均每人每天可產4800枚。而這一切的肇始，僅是添加了專業化分工，實在并沒有任何魔法。這個故事記錄在亞當·斯密所著《國富論》的開篇中。看懂了它，就知道買房時的戶型圖、城市規劃的功能區，乃至全國、全球的產業鏈原理。如果放在課堂里，你就知道中學政治、地理的不少內容，所來并不玄奧。

滴水藏海。以一個很貼近生活的簡單事例，揭示宏觀世界的法則，正是經典的魅力之一，而更重要的是，許多樂趣都是在剛剛決定讀一本經典時迸發的。那種猝不及防的收獲，或者說意外遇見的瑰麗之景、開竅之語，常使人有一種極大的滿足感。我們讀《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讀《黃帝內經》“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讀《雙城記》“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讀《資本論》“不管個人在主觀上如何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總和”……會發現開篇或序言的一句（段）話，總有令人擊節嘆賞之處，乃至全書亦可看作是對其的注釋。這又是經典著作的一大特征，以我的理解，開卷就有“硬貨”，讀到即賺到，何樂而不為呢？

給自己“匹配”經典

有人說，開卷雖有福利，但閱讀經典依然有三大攔路虎：一是厚，像三卷《資本論》近乎三千頁；二是繁，經典自有體系，“內部道路”很繞人；三就最麻煩了，叫作難。于是，我們設想：經典可不可以薄一點兒，結構清晰些，同時如語言、文風等能夠更平易近人、貼近實際？

實際上，這是可以辦到的，但是需要做對兩件事情。第一是選對人，對象必是各個領域內的一等一人物，包括開山者、奠基人，且歷經時間洗禮，影響深遠。第二是選對作品，一部“對”的經典，總是與閱讀者的認知水平相匹配的。閱讀者水平參差，那經典自然就因人而異。如果要說共性，那么對于起步者而言，還是希望作品盡量情境化、生活化，能微言大義，以一當十。我們選盧梭的書來看，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特別薄，大約只有半厘米厚，可主旨宏大，光一句“人類已經很古老了，而人本身卻很幼稚”，就夠回味半天。另外還有像笛卡爾的《談談方法》、康德的《論教育學》等，這些書攏共百來頁，每一頁又如談話，平實之下，泛著思想之光。

即便有人想挑戰深度，我依然建議你不必著急看名家的代表作，因為時間和精力成本并不一定夠得上。那讀什么？可以讀名家成名的第一本作品，既原汁原味，又能從源頭把握思想。還以盧梭為例，他的第一、第二本書都是參加征文比賽的文章，雖僅有區區數萬字，卻是精細打磨、融會貫通之作；且在實際上已把思想輪廓勾勒清楚了，成為一把打開萬千之門的“關鍵鑰匙”，引人步步深探。特別是對教育工作者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教育學以外的大量知識，比如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若能手握這把“鑰匙”，聯通不同領域，旁窺各家精髓，然后再以教育的視角解讀、消化、運用，專業發展又必上一臺階。

前面舉例是西方經典，東方有沒有呢？那自然也少不了，如五千言的《道德經》，雖然字字珠璣，但不費半年的時間，就能全部讀完。然后發現身邊文化中的許多根源，像遍布書肆、樓閣的“上善若水”，就已把“水之德”烙在民族心中。而一萬多字的《論語》稍厚一點兒，卻也無須翻多久。讀完發現，今天的常用成語有不下一百個出自此典。上述兩書相比西方而言，結構松而寓意深，并有文化上的親和力，正好相得益彰。當然，還有人喜歡傳統的史、志、農、醫等，選擇面和組合項，更是寬廣而豐富。

尋找一個心動的閱讀方向

從古今中外的大咖身上，汲取東西方的智慧，自然是好，但循著這條線，不禁想到：我們的經典閱讀能否在一本書或一個人身上，就東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形成有效的兼顧與統整，使閱讀效率與視野再上一個臺階？

我找到了一個心動的方向：研讀杜威。杜威的經歷比較特殊，他本身是不折不扣的西方集大成者，但又帶有很濃厚的東方色彩。他曾經游學中國26個月，選擇的時機又恰在五四運動前后，故對我們的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影響深遠。今天的“六三三學制”（小學六年、初高中各三年）、各類實驗學校、附屬學校的設計，均有他的影子。更為重要的是，一個世紀以來的胡適、陶行知、蔣夢麟、張伯苓、陳鶴琴等教育與文化巨匠，均師從杜氏，而他們的實踐求索，又清晰記錄了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艱難轉型，意義重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杜威為橋梁，對比東方和西方的異同，對比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巨變，幫助我們建立知識自信、思維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完全可行的。心動之余，不禁要問：閱讀從哪里開始呢，是選擇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嗎？非也！還得按我們前面說的原則選，比如《我的教育信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杜威著，2015年版）。杜威38歲時，曾對自己的教育之路，作了一個六千余字的宣言，他一生的努力與志趣均濃縮其中，他的不朽作品也孕育于其中。十年前，工作節奏快，翻書時間緊，我突發奇想地找來音頻文件，每天上下班的途中翻來覆去聽，仿佛上癮一樣。這六千字有什么魅力呢？我們用一則笑話來解釋：“八戒在黑板上寫下一個‘change’，唐僧以為他勤學英語呢，正要夸獎，悟空卻糾正說：人家那是想嫦娥呢！”同樣是“change”，一個當作拼音，一個看成英語，結果啼笑皆非。由之想到：當我們有更多元性的知識結構，有更立體的觀察維度，對事物的認知就會更逼近真相。閱讀經典帶給我們的，正是在此意義上的完善。《我的教育信條》與其說是一本書，不如看成一種目錄，上面藏著許多關于“生長”的隱秘線索，我們順著走下去，終會來到一扇又一扇門前，推開所見，正是大千世界的風景。

心理學的邀請

沿著《我的教育信條》向下挖掘，發現杜威的知識結構大體有四支：心理學、哲學、教育學，以及由社會學、生物學等組成的其他方面。這四者合力構成了他的知識宇宙，所以，其教育理想與實驗特別有穿透力，從民國時代一直傳承到今天。

比如，先說一說心理學。心理學在那個年代服務于教育，算是新鮮事。很多人都聽說過心理學家艾賓浩斯，他揭示出人的遺忘規律是“先快后慢”。因此，當新授課講完之后，盡可能早一點兒復習鞏固，并增加頻次，是極有必要的。但艾氏的另一大貢獻卻少有人提起：人們在第一次學習新知時，大腦就會形成既定的存儲。假使老師初次沒有講全講透，讓學生產生歧義，乃至錯解，那后面再想扭轉過來則非常困難。這也具有非常大的教育啟示。

杜威正是看到此間的巨大潛力，才執意將它視作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基礎，并把研究方向定在人體機能的特征上。例如，他發現小孩子的視力條件，特別適合看遠處的東西，相反，對近處物體卻不大敏感。鑒于此，他主張在小學低年級多選擇室外活動類課程，而少采取靜聽、默寫、背誦等室內或紙上的機械訓練。

“田字格”是很多人的童年記憶。孩子入學不久，經常痛哭流涕地書寫大小相同的字，還得橫平豎直、行行齊整。但杜威在書中直言，他們絕非有意寫得歪七扭八，而是由于整個手掌和手指的肌肉、骨骼、神經均發育不足，使之沒有辦法精確操縱筆桿，也就不能像成人那樣，輕易完成貌似很簡單的事情。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今天的心理學又一日千里，如果積極化用，至少會讓教師們變得更寬容、更自省、更理性。

這次疫情時間有點兒長，悶得過久，孩子會需要心理疏導。家長和教師就更需要換位思考，研究孩子的心理結構。杜威的老師盧梭講過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即每個孩子都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他在他的年齡階段就是成熟與完整的，也就是八歲的小孩就有八歲的完整性。所以，當我們說要尊重和平等地看待孩子時，絕不應故作姿態或虛與委蛇，而是誠懇相信，這本是兩個獨立主體間的交往。如此一來，教育就會有更多的兼容性和悅納性。

心理學不是枯燥的一種實驗，它有著非常有意思的層面。馬克思說“最一般的抽象往往都是出自于最豐富的具象中”，所有的抽象均是來自于細節飽滿的案例中。小孩子為什么特別討厭學習抽象的東西（諸如數字、符號）？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并沒有經歷過豐富多彩的具象世界，他們一到學校即被要求學習口訣、公式、算法，怎能心甘情愿呢？知道了這些，我們就能慢慢理解，當下“課改”與中高考的變化，比如特別強調真實、客觀的事件情境，正是尊重教育規律的結果。

受過杜威影響的錢穆，寫小時候有一次上《荊軻刺秦王》，老師居然帶著一卷真地圖進教室，再層層翻開，快到頭時突然里面露出一把尖刀，老師二話不說，直接將刀抽出，朝著教室對面的墻上扔去，只聽啪的一聲響，刀打在墻上。這一幕驚呆了全班學生，須臾間體會了“圖窮匕首見”的緊張與刺激。錢老在80歲時依然記得當年的細節，可見成功的情境設計，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無盡的乾坤，有限的窄門

心理學是一道聯通四方的門。由此可說到情境，再由情境過渡到整個思維發生與發展的過程。杜威留給后世的遺產中，即有“思維五步法”。最后，思維觀追溯至根本的世界觀、價值觀，即哲學層面。這一切有的成為教育精神的“底層代碼”，如《我的教育信條》；有的落地于教育現實，如《民主主義與教育》中的“做中學”和“經驗改造”，情境性、實驗性、合作性兼備，與“課改”大勢合一。由此可見，經典作品也是“時間的函數”，且時代越進步，光芒越熾亮。我們去翻《陶行知選集》《胡適文集》，也總有類似的感覺。

從我的教育經驗來說，以杜威為經典閱讀的軸心，可輻射出許多條“生長線”來，譬如一路追溯現代心理學的妙趣、哲學的精純、社會學的廣博。若對晚清、民國以來的中國教育感興趣，更可以從學史、學制、學人等多角度鋪開，所能研究和涉獵的，簡直無遠弗屆。這些“生長線”匯聚多了，就可能交織成一張“生長網”，網絡不斷密織后，每一個參與其間者會對自我和世界的了解，達成新的高度。可惜，這遼闊世界的通道，包括那些“生長線”“生長網”的源頭，卻始于一扇窄窄的門。“窄門”源自西方文化中的一個隱喻，指正確的路途永遠有限、永遠狹窄。我們從閱讀的角度看，茫茫書海、萬仞書山，真正能渡人渡己的，可能只是少數幾部與自己相“匹配”的經典。至于打開方式，必是千帆百舸，各競風騷！

唯愿天下所有讀書人都能越過窄門，終找到自己心中的“杜威閱讀”。

（作者系江蘇省南通市金沙中學教師）

《中國教育報》2020年05月2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