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思想和情緒，都是大腦活動的結果。雖然在我們的文字中，感覺、感知、記憶、思辨、意識、情緒這些詞，都含有部首“心”或“忄”，但是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大腦才是“心靈”的居所。對大腦功能及其組織方式的認知，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又經歷了什么？是誰，通過什么樣的事件，讓人們明白大腦才是實施感覺和思辨的器官，是記憶儲存和意識產生的地方？

顧凡及教授的近作《發現大腦：誰開啟了我們的心智之旅》以一組人物故事，將文藝復興以來人們對大腦功能探索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發現，作了系統的介紹。全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篇“腦大陸的拓荒者”，所涉及的故事始于16世紀，包含早期對大腦結構和功能形成初步認識的維薩里、威利斯和布羅卡，也包含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因為建立神經元學說、發現神經信號的整合和興奮特點，以及闡明神經元之間信號通信的一組早期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得者。第二篇“心靈之窗的探索者”，故事主人公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和觸覺等功能的探索者和發現者。除了感覺和運動，大腦還具有一些更為高級的功能，包括學習和記憶、判斷和決策、情緒和意識等。第三篇“心智之謎的挑戰者”，不僅包含了致力于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也包含一組作出卓越貢獻的臨床醫生。

“天生我材必有用”

近些年，曾有這樣一句話深得人心：“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但是，起跑線真的不是決定輸贏的地方。縱觀本書故事中收錄的人物，不乏“小時了了”的神童——有16歲就獲得學士學位的布羅卡，有家學淵源的赫胥黎，還有優秀到讓老師“發現最尷尬的是不知道該建議他往哪個方向發展，因為他在這么多不同的方向都有一流的能力”的阿德里安。但也有學路坎坷而大器晚成的，卡哈爾曾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問題少年，發現嗅覺分子機制的阿克塞爾則是在布魯克林長大的街頭少年。

阿克塞爾出身貧寒，不僅童年時沒有機會接受好的教育，即便后來上了大學，他依然算不上是好學生。作為一名醫學生，他“很少能聽出心臟雜音”，他的眼鏡會“掉進病人的腹部切口”，發生過把醫生的手指“縫到了病人身上”的烏龍，甚至連清洗玻璃器皿這樣簡單的活兒也做得不能讓人滿意。但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終究還是有人慧眼識寶，看出他“對實驗的興趣遠遠超過對洗實驗器具的興趣”，并“耐心地教導這個在科學上很幼稚但興趣濃厚的年輕學生”，教會他“在科學上該如何進行思考，如何確定重要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使他走上了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正道。

同樣在逆境中長大的，還有奧基夫。年少時成績不佳，得不到獎學金，而家里的經濟條件也供不起他上大學。直到21歲，到了別人大學畢業的年齡，他才進入免收學費的紐約城市大學，并且靠課余時間打工掙取生活費。求學之路不可謂不艱難。大學畢業后，他申請進入麥吉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那里，他遇到了若干名師：因提出學習的突觸可塑性假設而聞名于世的赫布、記憶研究的先驅者米爾納以及發現體感和運動皮層定位的彭菲爾德。麥吉爾大學強大的教學力量不僅體現在優質的師資和先進的設備，訓練學生踏踏實實地做實驗并用自己的腦子進行創造性的思考才是人才培養真正有效的舉措。良好學術氛圍的熏陶，加上以杏仁核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研究，把奧基夫的研究興趣逐漸引向海馬。通過觀察大鼠在空間的運動并記錄相應的神經元活動，奧基夫在海馬中找到了一些神經元，它們在身處環境中的特定位置時變得活躍，這些細胞被稱為“位置細胞”。

和奧基夫分享201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愛德華·莫澤和梅-布里特·莫澤，在年輕時受到奧基夫的啟發進入海馬位置細胞研究這個領域。他們的研究發現了定義動物運動方向的“頭朝向細胞”和對邊界敏感的“邊界細胞”。他們的工作對人們認識空間記憶以及腦在環境中的導航功能具有重要意義。這對“金童玉女”，都是在挪威西海岸附近的小島上長大，沒有機會享受所謂的“優質教育資源”。但是樸素的生活環境，使他們懂得勤奮工作使人快樂的簡單道理，并通過自己的努力，不放棄、不停歇，一步一步走進科學的殿堂。

“成功的科學家往往是興趣廣泛的人”

人才培養對學校和教師而言，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近年來，國內名校遴選學生的標準和方式都在不斷改變。除了分數，對學生素質的考查越來越受到重視。對學校來說，一個更為實際的問題是，學校育人以什么為目標？是教會學生應試的本領、讓他們在下一輪考試中勝出嗎？書中“收場白”中引用了貝弗里奇的一段話：“成功的科學家往往是興趣廣泛的人。他們的獨創精神可能來自他們的博學……多樣化會使人觀點新鮮，而過于長時間鉆研一個狹窄的領域則易使人愚鈍。因此，閱讀不應局限于正在研究的問題，也不應局限于自己的學科領域，甚至不應拘于科學本身。”好的學校教育，也許正是在于對學生思維方式的引導，為學生提供“犯自己的錯誤”的機會，讓他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得到樂趣并培養能力。

牛津和劍橋對人才的培養，注重學生素質的培養和能力的發展。招生的時候注重對學生潛質的考查，而不是圍繞著所謂“保二爭一”或“保四爭三”之類的指標性任務。在校期間，學校為每個學生都配備學業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是學生所在專業的學者，會根據學生的學業基礎和興趣，對每個學生在各個階段的學習方案進行個性化的跟蹤指導。如果學生遇到的困惑超出了本專業的范圍，指導老師還能通過學院平臺去尋找具有相關專業能力的老師為其解惑。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當被問及“牛津大學應該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的時候，畢業于劍橋、執教于牛津的謝靈頓回答說：“積數百年的經驗，我想我們已經都學會了如何在牛津大學教授已知的知識。但不可否認的是，如今的科學研究突飛猛進，我們不能繼續僅僅依循舊規，我們必須學會教學生用正確的態度去對待還不知道的東西。”同時他也坦承：“這可能需要經過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做到，但我們無法逃避這一新的挑戰，也不想逃避。”

馮·貝凱希也說過同樣的話：“要是一位教師（特別是大學教師）不能教給學生研究方法，那么他就給不了學生什么有用的思想，這是因為后來學生在工作中要用到的事實一般來說總和他在課堂上所講的事實有所不同。”用我們的語言來概括，就是“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任重而道遠”。這些道理并不深奧，但是教書育人，真的是良心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4月12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