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高質量發展·高端訪談”⑩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組織各種精彩、精煉的故事載體，把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聽愛聽，聽有所思，聽有所得。

新時代，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過程中，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我國高等教育承擔著重要使命。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拉丁美洲科學院院士、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王寧，長期從事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對于語言文學教育和國際人才培養具有獨特見解，并在國際上代表中國學界發出了中國學者的聲音。去年，歐洲愛思唯爾（Elsevier）出版傳媒集團與美國斯坦福大學發布了第六版《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2023》。王寧入選文學研究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年度影響力”榜單。

近日，中國教育報就如何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如何加強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等話題，對王寧教授進行了專訪。

    ■21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間經過相互碰撞之后達到對話和某種程度的共融

    ■我們應該拓展與國際主流學界的對話渠道，這樣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才能使我們的聲音傳播出去，并產生廣泛的影響

    ■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掌握語言的基本功，然后要對中國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又能用地道的外國語言表達出來

    ■科技人文應該是一個有著廣闊前景的交叉學科領域，它可以吸引科學技術人員和人文學者共同研究人類面臨的一些問題，從而在科學技術與人文學術之間架起一座可以溝通的橋梁

我們要培養自己的人文高端人才

中國教育報：黨的二十大報告將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體”統籌規劃，提出科技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您對此如何理解？

王寧：“三位一體”統籌規劃確實很好，尤其是從人文學科的角度來思考。我們決不要忘記，國家的興盛才是高校人文學科得以發展的基本保證。因此，我們要把科技和人文學術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個國際化的高度。具體說來，建設一個科技強國離不開頂尖的人才，而要培養頂尖的人才不能僅重視他們的學術水平，也要培養他們的家國情懷，這樣他們在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學家之后依然不忘為自己的祖國服務。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三位一體”。先進的科技是人發明創造的，科技的進展都是通過人來進行的。培育未來科學家的人文素養，對他們往更高處發展更加有利。我始終堅持這一觀點，科學與人文在最高層次上是相通的，它們都付諸想象力，沒有想象力，科學發明是不可能的。

中國教育報：您特別強調人文素養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人文素養的作用？

王寧：當前在全球化大潮的沖擊下，人文學科的未來在許多人看來前景黯淡，甚至能否存在下去都不得而知。這一點尤其體現在西方大學的人文學科領域：研究經費的削減、系科的兼并、圖書資料的匱乏、學術著作出版的艱難以及教職的壓縮等，都使得舉步維艱的人文學科雪上加霜。在一些青年學生中，也產生了學習文科沒有用的想法。但我的看法是，學習人文學科既“無用”，也有用。所謂“無用”，是指文科不能帶來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條件；而有用，則指的是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就體現在對人們認識觀念的影響以及對人們世界觀的改變，而受到這種潛移默化影響的人們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不斷朝著健康和正確的方向發展，甚至帶來巨大的變革。因此，就這一點而言，人文學科所產生的作用是一種“大用”，它的價值是無法用直接的經濟效益來衡量的，但是它卻能間接地產生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我們的學生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心甘情愿地學習文科，同時也使那些理工科的學生帶有某種興趣來選修文科的課程。

中國教育報：對于我國高校人文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您有哪些建議？

王寧：我覺得，對于理工科的學生來說，學習一些人文學術知識是非常必要的，同時人文學科的學生和學者也要擁抱科技，這樣才能使得我們的人文學術研究成果更為廣泛地傳播。有鑒于此，我特別強調“數字人文”的理念，就是將數字技術應用到人文學術研究，把人文學術研究數字化，借助數字技術來使人文學術研究的成果得以推廣。

我認為，數字人文的誕生，使我們得以使用科學技術的手段更新傳統的人文學術研究，它至少可以使人文學者從煩瑣的資料搜集和檢索工作中解放出來，并能沉下心來在理論闡釋和建構創新方面多進行思考。此外，這一領域也可以使人文學科各分支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得以用“數字化”的方式保存和流傳下去，并為更多的本學科領域之外的學者所分享。總之，數字人文給人文學者的研究帶來了諸多便利和效率，同時也使得人文學術研究更接近科學研究。

當前，在中外學界，人文學者也開始頻繁地談論“數字人文”這個話題。科技人文應該是一個有著廣闊前景的交叉學科領域，它可以吸引科學技術人員和人文學者共同研究人類面臨的一些問題，從而在科學技術與人文學術之間架起一座可以溝通的橋梁。我對此愿景始終抱有充分的信心，并繼續在這方面進行探索。

中國教育報：您曾講“人文精神是教育的靈魂”。從人文角度，您如何看待人才的培養？

王寧：有的時候，學生既要有創新的愿望，同時也要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功底，再加之濃厚的人文情懷。教師的作用只是給他們一些點撥，給他們指明一個方向，以后的發展全靠學生自己的努力。如果完全指望教師去培養的話，也是培養不出人才的。比如，一個學生從小就熱愛思考，什么東西他都想追根尋源地問到底，就能使他在專業上不斷進取。所以我覺得因材施教很重要。而且，培養創新型人才還需要一定的空間和時間的保證，不能指望短時間內取得絕對意義上的創新。此外，家長或者教師要有意識地給學生創造條件，讓他們去進行實驗，并允許失敗。讓他們進行創新的嘗試，使他們在成功中獲得一些快感。教師和家長，有時候要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給他們指明一個方向。

中國教育報：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

王寧：由于我長期以來在以理工為主的綜合性大學任教，因此我的建議是，理工科大學應重視人文教育，適當地開設一些通識課，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我在上海交通大學擔任人文學院院長期間，號召我們的教師不僅要給本院的學生開課，同時也要為全校開設一些通識課。即使在本院授課，我所講授的全英文課程也有一些其他學科的學生前來旁聽。他們說自己不要學分，就是對文學感興趣，所以來旁聽。我們也定期在學校舉辦各種高端的人文講座，邀請一些具有人文情懷的國內外理工科院士前來講學，同時也邀請一些掌握一定科技方法的國外的文科院士來講學。這些高端講座一般不用怎么宣傳就能吸引校內外的聽眾。

這樣便使得學生有全面發展的機會。學習理工的學生也要有人文藝術修養，人文學科的學生，也要懂得一些科技前沿知識。這樣學校便能夠幫助學生畢業后迅速地就業并走向世界。實際上，我們要求學生在掌握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擁有深厚的人文底蘊，這個對他們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推動中國特色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

中國教育報：據您觀察，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我們的話語權和國際傳播力在國際上呈現出哪些變化？

王寧：就人文學術界來說，與歐美的發達國家相比，可以說我們中國的人文學者還未掌握應有的話語權，所產生的影響也未達到預期。例如，去年10月，歐洲愛思唯爾（Elsevier）出版傳媒集團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更新了標準引文指標的全科學作者數據庫，并發布了第六版《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2023》，分為22個學科領域、174個細分子學科領域，為科學家長期科研表現提供了一個衡量指標，能夠更客觀、更真實地反映科學家的影響力。但是，在文學研究領域，中國（包括港澳臺地區）僅有5名學者入選。

過去，我們總希望通過國外漢學界幫助我們在國際學界發聲，我自己在多年的國外訪學和研究中也結交了一些漢學界的朋友，但我后來發現，漢學本身在西方學界實際上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除了哈佛和牛津等頂級高校，很多海外高校的漢學或中國研究系（中心）無論在師資力量、科研經費等方面都受到諸多掣肘。作為英文與比較文學學者，我經常受歐美高校的邀請前往講學，因而有機會與歐美學界的主流學者進行交流和對話。在歐洲同行的舉薦下，我于2013年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我驚異地發現，歐美的人文學科院士中，文學專業的院士大部分來自英文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因此我得出結論，我們應該拓展與國際主流學界的對話渠道，這樣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才能使我們的聲音傳播出去，并產生廣泛的影響。

中國教育報：如何推動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

王寧：從全世界的文學研究來看，由來已久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式仍然根深蒂固。世界文壇在討論世界文學和詩學時總是圍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歌德、莎士比亞等西方文學和理論大師的著作，而中國的文學大師則處于一種不平等的地位受到忽視。我認為，21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間經過相互碰撞之后達到對話和某種程度的共融。我們要想爭得話語權，人文社會科學要想真正走出去，就必須構建獨立的彰顯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以具有原創性和民族性的中國話語躋身國際學術主流，進而產生引領力、輻射力和影響力。

中國教育報：“世界詩學”是您提出的一個全新理論。您是出于什么考慮？

王寧：通過對西方理論文獻的閱讀和梳理，我發現，雖然關于世界文學的討論十分熱烈，也有學者問津比較詩學，但無人對世界詩學進行理論建構。于是我試圖在理論上提出一個全球學界大致可以認可的范式。長期以來，大家都比較認可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詩學理論，他們的詩學在某種程度上就代表了世界詩學。還有后來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這些概念都是西方人提出來的，我們中國人提出的概念遠沒有得到傳播和認可。所以，我提出了一個“世界詩學”的理論概念，這既包括西方詩學，也包括東方詩學，在實際運用中，既可以以西釋中，也可以以中釋西。我在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上就此作了主旨發言，很快便得到西方大多數學者的認可，覺得這個概念有創新、可研究，也能夠引起他們的進一步深入討論。

中國教育報：您心目中的漢學家應該是什么樣的？

王寧：我心目中的漢學家，既要能夠在主流話語中掌握一定的話語權，還要精通中國文化。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比較文學教授、專注于唐詩研究的漢學家宇文所安和芝加哥大學的蘇源熙。由于他們同時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在西方學界獨樹一幟，都當選了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從而成為主流學者。還有已故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希利斯·米勒，生前就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發表文章，認為研究世界文學一定要讀中國的《紅樓夢》，哪怕通過翻譯來讀也比不讀要好，他甚至宣稱：“如果我年輕20歲，一定要從學習中文開始。”由于米勒本人就是美國文學研究界的頂尖人物，又是院士，所以他說話的分量就很重，產生的影響也較大。

因此，在我看來，重建或革新的漢學應當具有一種全球的視野和開闊的胸襟，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不僅應當掌握本學科的全面深入的知識，而且還應當廣泛涉獵其他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領域，應當克服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的束縛，與中國的國學研究者建立平等的交流關系，而不是僅僅將中國文化當作一個遠離文明中心的“他者”來考察研究；應當及時汲取和借鑒中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充實自己的教學和研究。

中國文學不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走進世界

中國教育報：您覺得，我們該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王寧：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掌握語言的基本功，然后要對中國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又能用地道的外國語言表達出來。此外，我們還要爭取在一些重要場合下把它表達出來。比如，像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會、歐洲科學院院士大會這樣的主流學界的活動，如果我們直接用英語發言并與參會者進行交流，就會更容易被聆聽、被接納。其次，話語體系也需要以他們熟悉的方式。再者，我們的基本功一定要很扎實，不僅要對中國文學有深厚的研究，而且要了解世界學界的學術前沿，在理論上要有所創新，在交流中要有話說，并知道如何有效地加以表達。這三點相融合，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在此，對于我國的青年學者，我有幾點建議。首先要打好外語基礎，并盡可能廣泛地涉獵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學科知識，如果有條件也盡量選修一些自然科學的課程，多聽一些學界大家的講座。在研究生階段，盡可能地多閱讀國內外頂尖的學術期刊，并嘗試著向這些期刊投稿。進入博士后階段，就應該是發表自己的高水平論文。希望人文學者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盡快進入國際學術前沿，為傳播中華文化、弘揚中國學術貢獻自己的思想和智慧。

中國教育報：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介給世界各國人民？

王寧：季羨林先生曾說，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是秉持“文化拿來主義”，現在我們不但能“拿來”，也能“送出”。所以，今天我們必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推介給全世界各國人民。季羨林生前曾提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概念，叫“送出主義”，與魯迅早年提出的“拿來主義”相得益彰，同樣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過去，我曾一直以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只是個翻譯的問題，但現在看來，文化外譯僅僅是第一步，也即我們不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走進世界。衡量中國文學和文化是否走進世界，至少有三個衡量標準：第一，翻譯出版之后的圖書是否被國外一流大學的圖書館訂購。第二，這些圖書能否在國外大學的書店里面買到。據不完全統計，世界上稍微有點兒名氣的大學的書店就不下2000個，如果每個書店能上架一兩本，傳播效果就非常好。第三，能否進入學者的個人藏書單。

中國教育報：您曾表示，“我們借外國的語言來發中國的聲音，同時也要培養一批高端人才。”在您看來，培養這類人才可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王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近年來，來華留學教育規模持續擴大，教育層次結構不斷優化。我想，我們要在來中國學習的留學生中培養知華友華人士。我自己就成功地培養了一個來自意大利的博士研究生，她學成回國后不僅在大學里謀得教職，還把我的一本書以及其他學者的著述譯成意大利文，對中國文化海外傳播作出了貢獻。她本人是意大利人，但漢語講得很流利，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也都很好，還懂法語。所以，我同意接受她，但要求她用英文撰寫中外文化比較的博士論文。她對大唐狄公案的故事很感興趣，于是我給她的博士論文命題為狄公案的故事在西方的傳播，要求她多引證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文獻，以突出原創性。后來，她的博士論文廣泛涉及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而且在意大利找到了教職。她不僅熱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且對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也非常了解，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知華友華人士。

中國教育報：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對外傳播的未來趨勢？

王寧：我們都知道，在整個20世紀，有相當多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都在引進各種國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化觀念和學術理論思潮，因而我們的幾代人文學者都能夠嫻熟地運用西方的理論和話語來闡釋中國的現實。而在今天新一波全球化進程中，我看到了可喜的轉變——我們更關注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何以成功地實現海外傳播，從而進一步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

在我最近發表的一些英文著述中，我一直在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已經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領軍角色。我始終認為，無論從中國的幾千年文明史或當下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來看，我們都完全有資格承擔這一領軍角色。在這一過程中，不僅中國的經濟實力在不斷發展壯大，中國文化也在穩步走向世界。

《中國教育報》2024年04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