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濤（1642—1708），俗姓朱，名若極，廣西桂林人，出家后法名元濟，一作原濟，號大滌子、石道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清湘陳人、清湘老人、清湘遺人、零丁老人等。石濤與弘仁、髡殘、朱耷合稱“明末四僧”，是中國繪畫史上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既在繪畫實踐中積極探索、革新，留下了諸多繪畫名作，又將所得總結(jié)為《石濤畫語錄》，為中國美術(shù)史、美學(xué)史留下了理論名著。

    靖江王子

靖江王是中國歷史上傳襲時間最久的藩王，從明洪武三年（1370）到清順治七年（1650），共計二百八十年。第一位靖江王是朱元璋兄長南昌王朱興隆的孫子朱守謙，其父朱文正有勇有謀，深具軍事天才，曾追隨朱元璋平定天下，在疆場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任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為大都督，節(jié)制中外諸軍事，職位在徐達、常遇春等人之上。

元末明初，群雄逐鹿。至正二十二年（1362），史上著名的“洪都保衛(wèi)戰(zhàn)”中，就是朱文正坐鎮(zhèn)孤城南昌，抵御了陳友諒六十萬大軍的進攻，構(gòu)成軍事史上的奇跡。戰(zhàn)后朱元璋大肆封賞，不知是什么原因，唯獨忘卻了侄子朱文正，因此使得朱文正產(chǎn)生不滿情緒，酒后放言有投靠張士誠之意，遭到朱元璋囚禁，后抑郁而亡。朱文正去世后，朱元璋念及侄兒一路追隨自己南征北戰(zhàn)的勞績，深覺愧對兄長，立國后為補償朱文正，于洪武三年（1370）四月七日，將朱文正年僅十歲的兒子朱守謙封為靖江王，建藩于廣西桂林。

洪武五年（1372），朱守謙以南京明皇宮為藍本建府，山光水色設(shè)計精巧，殿堂樓閣獨步峰南，前后用了二十余年，形成了門深城固、氣勢森然的靖江王城，比北京的故宮還要早34年。明朝共有12代靖江王居住于此，歷時280年。

石濤是朱守謙的第十一世孫，明靖江王朱亨嘉之子。崇禎十五年（1642）出生于桂林，然而生不逢時，誕生后不久即面臨著社會的動蕩和國破家亡的巨禍。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國號“大順”，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攻克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朝宣告滅亡。此時遠在桂林的明室王孫、靖江王世子朱若極年方兩歲。北京淪陷后，國家頓時陷入一片混亂，南方的一些明宗室紛紛稱帝，從南京的弘光帝到敗退昆明的永歷帝，都不成氣候，這一時期近二十年，史稱“南明”（1644—1662）。石濤生父朱亨嘉也抓住這個機會，在廣西總兵楊國威、桂林府推官顧奕等人的擁立下黃袍加身，自稱監(jiān)國。朱亨嘉稱帝非但沒有給石濤帶來好運，反而加速了家族的滅亡。1645年朱亨嘉被丁魁楚戰(zhàn)敗，遭中軍官焦璉召、陳邦傳捉獲，押解到福建，送交時在福建稱制的隆武帝朱聿鍵。歷史上稱此事件為“靖江之亂”，朱亨嘉被貶為庶人，其兄朱亨歅晉封靖江王。1646年四月朱亨嘉被縊殺。1650年，清軍攻破桂林，朱亨歅自縊殉國，靖江王爵位至此而絕。

朱亨嘉稱帝失敗后，朱若極在家仆的救護下逃出，到湘山寺削發(fā)為僧，法名元濟，時年四歲。元濟的家國之恨早已種下，但與清軍進犯并無直接關(guān)系，所以后來改號石濤的元濟兩次晉見南巡的康熙皇帝，欲以一己之才報效清廷，但最終并未如愿。作為明宗室后裔的石濤兩度恭迎康熙圣駕，常為世人所詬病，有人甚至以此指責(zé)他缺少家國情懷和文人風(fēng)骨。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石濤在題八大山人《水仙圖卷》時稱其為“金枝玉葉老遺民”，落款“若極”，由此不難窺見，石濤的心靈深處并沒有完全拋卻家國情懷。然而，一個出世的畫家并不同于苦謀復(fù)國的遺老，對于石濤而言，藝術(shù)的意義遠遠大于世俗的政治追求。康熙三十年（1691），石濤從北京乘船回到揚州，后在此終其天年。

    苦瓜和尚

據(jù)說石濤是歷史上吃苦瓜最多的人，不僅每餐必有苦瓜，而且還供奉于香案，由此他自號苦瓜和尚。身為出家人，石濤未必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復(fù)國大志，然而，每餐必食苦瓜應(yīng)該和他的人生遭遇及身心感悟具有一定的聯(lián)系。因此石濤將輯錄自己一生繪畫思想的書籍命名為《苦瓜和尚畫語錄》，也就毫不奇怪了。

石濤很早就顯現(xiàn)出驚人的繪畫天賦，并且對前人繪畫和詩文書法都進行了廣泛學(xué)習(x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從石濤流傳下來的早期作品，不難看出他刻苦努力、兼收并蓄之功，這為他個人繪畫藝術(shù)風(fēng)格和藝術(shù)思想的成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石濤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大自然的滋養(yǎng)讓石濤的情感更加豐富，思想也慢慢成熟，“用情筆墨之中，放懷筆墨之外”，石濤能將自己的真實情感充分地灌注到筆墨之中，所以，他的每一幅畫作都有飽滿的生命力。但他在對待傳統(tǒng)時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并不認同董其昌所提倡的摹古之風(fēng)。石濤在自己的繪畫中能夠自動屏蔽客觀事物的干擾，時刻保持清醒，這也與他是一名禪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

康熙三年（1664）前后，石濤由武昌到達廬山，在開先寺作《山水人物圖卷》，便體現(xiàn)出打破常規(guī)、“我自用我法”“任是清湘一家法”這種對待創(chuàng)作的決心。這幅畫構(gòu)思獨特，筆墨凝練，無論是繪畫技巧還是境界經(jīng)營均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顯露出恣肆豪放、酣暢淋漓的個人風(fēng)貌之端倪，盡管此時的石濤對創(chuàng)新充滿了自信和激情，然而他的作品依然顯現(xiàn)出元四家和明沈周以及同時期“新安派”畫家的影子。

石濤繪畫藝術(shù)的高峰期是南京和揚州時期。康熙十九年（1680），石濤從宣城移居人文薈萃、雅士云集的南京，在這里，他結(jié)識了屈大均、孔尚任、龔賢、程邃、查士標、戴本孝等文學(xué)藝術(shù)家，受這些人的影響，他的生活和思想發(fā)生了較大變化。這一時期，石濤精力充沛，創(chuàng)作熱情高漲，山水畫由原來受“新安派”影響的狀態(tài)中擺脫出來，徹底形成了自家面目。

1685至1686年，石濤三游黃山，對他山水畫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此他曾用詩句進行形象的記錄：“黃山是我?guī)煟覟辄S山友。”《山水清音圖》就是這兩年之中的作品，這幅作品經(jīng)營位置非常有創(chuàng)造性，圖中青山巍峨，叢篁滴翠，峭巖錯落縱橫，山路崎嶇婉轉(zhuǎn)，古松遒勁蒼健，飛泉潺潺湲湲，就在山泉之上，松竹掩映之間，一水閣涼亭深藏其中，兩位高士聽泉論道。從技法上看作品已非常成熟，用筆潑辣，用墨灑脫，皴擦點染，彼此交織，并且廣用苔點，顯出奇特的效果，以優(yōu)美的格調(diào)和超凡入勝的情境讓人耳目一新，給人一種蕭森郁茂、深邃靜謐的感覺。

石濤在康熙三十年（1691）創(chuàng)作了《搜盡奇峰打草稿》，除了畫面意境之外，作品的名字似乎具有更大的藝術(shù)價值。《搜盡奇峰打草稿》現(xiàn)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有關(guān)石濤的各種書籍、畫冊靡不收載，整幅畫用筆較《山水清音圖》相對細膩，層層勾染，濃墨皴擦，淡墨暈染，仍然以獨特的苔點層層疊加，畫面顯得豪放而雄渾。進而細察，筆墨線條自由流暢之中時露纖弱雜亂。這幅作品對后世影響極大，當今山水畫的寫生教學(xué)都以此為理論依據(jù)。可以說，石濤的書畫美學(xué)觀和后來“揚州畫派”鄭板橋的“畫到生時是熟時”之主張似有相通之處。石濤一生留下很多優(yōu)秀的繪畫作品，如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等處的《石濤書畫卷》《秋聲賦圖卷》《荒城懷古圖軸》《巢湖圖》《春江垂釣圖》《云山圖》《余杭看山圖》等都是他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精品佳構(gòu)，堪稱中國古典山水畫的典范，對后來揚州畫派乃至海派的創(chuàng)作都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余風(fēng)至今猶存在于各大美院的山水畫教學(xué)之中。

晚年還居揚州的石濤還俗入道，居于大滌草堂，體衰多病，生活一度困頓不堪，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石濤此期寫給清初大收藏家岱瞻（江士棟）的四通書信，言語近似哀求，讀來令人心酸：“弟昨來見先生，因有話說，見客眾不能進言，故退也……”“中秋日與書存同在府上一別，歸家病倒今，將謂苦瓜根欲斷之矣。”從這些字句中仿佛能看到風(fēng)燭殘年的石濤在繁華的揚州城里靠賣畫為生的困頓景象。在談到石濤一生的藝術(shù)成就時，常有人對其晚年的草率之作感到遺憾，黃賓虹在《虹廬畫談》里評說：“清湘老人，早年極能工細，凡人物鳥獸花卉，時有所見。生平所畫山水，屢變屢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葉，且用拖泥帶水皴，實乃師法古人積墨、破墨之秘。”這種表現(xiàn)正反映了石濤晚年精力有限卻不得不為了生活而奮筆揮寫，所作自然難免粗疏，然而這些作品已不能代表石濤的藝術(shù)水準。我們讀其畫想見其人，更應(yīng)該理解他生存的艱辛與不易。

康熙四十六年（1707）重九，石濤作山水贈道先生，題跋中有體力不支的感嘆。第二年春作《梅花吟》有句云：“何當遍繞梅花樹，頭白依然未有家。”這一年石濤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至秋冬，一代畫僧終在貧病中離開這個世界，享年六十六歲，死后歸葬揚州蜀崗之麓。

（作者系濟寧學(xué)院美術(shù)學(xué)院特聘教師、韓國又松大學(xué)博士生）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2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