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風險社會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風險的普遍性。在這個意義上，大學文化是否有絕對的安全狀態、又受到何種挑戰，便成為值得追問的課題。通過對我國中部、東部、西部代表性高校1,064名師生的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其對大學文化安全的總體認知，對大學文化安全要素的評價與期望，以及我國大學文化安全面臨的風險與挑戰。進一步從力度、質量、階段、主體等多維度，提出大學文化安全建設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風險社會；大學文化；文化安全

高校作為學術研究、思想傳播、科技創新和人才培育的文化高地，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時，高校也是中外文化交鋒的風口浪尖，不可避免地面臨各方沖擊與挑戰。但現階段對于“高校文化安全”的研究卻不多見，且多為理論探討、邏輯思辨，實證分析有限，尤其在“風險社會”這一時代大背景下對“文化建構性”和“文化安全感知性”等特征剖析與論證不足，尚未充分把握大學文化安全的當代性。鑒于此，本研究嘗試立足于社會學、文化學和高等教育學的交叉視閾，以風險社會為背景，在梳理大學文化安全層次與要素的基礎上，通過對我國中部、東部、西部代表性高校的抽樣調查，對我國大學文化安全的現狀、困境、趨勢等進行調查分析，并分析其中的機遇與挑戰，為風險社會背景下大學文化建設的戰略規劃與對策制定提供參考。

理論框架與問卷編制

1.基本概念與理論框架

大學文化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行為文化四個要素綜合而成[1]。據此，“大學文化安全”定義為：大學文化的各個要素具有自主性與獨立性，不受外來因素的干擾、支配與同化。與“大學文化”一樣，“大學文化安全”也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工程。涵蓋上述四個要素的客觀“存在性安全”，既包含“內向型安全”，即大學文化不受外來腐朽墮落文化的沖擊；也包括“外向型安全”，即大學文化不斷提升自身對外吸引力與價值影響力水平。但是，立足于風險社會背景，從文化視角再次考量此概念，一個新的面向應運而生—“感知性安全”，這是大學文化安全的主觀狀態，關注師生內心對大學文化是否具有認同感、信任感、自豪感。綜上，“大學文化安全”可分解為三個層次、兩個維度。[2]

第一，大學表層文化安全。客觀維度上，對內，大學的物質文化與行為文化得到維護；對外，大學校園各處的硬件設備和物質形態能充分體現其文化信息，展示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氛圍。主觀維度上，人們對于大學的“物”“學”“行”等具有較高的認同感和滿意度。

第二，大學中介文化安全。客觀維度上，對內，大學的章程、發展戰略、組織機制、規章制度等的設立具有自主權，符合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與規律；對外，大學能產出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教學科研成果，實現文化傳承與育人功能。主觀維度上，人們贊同、支持大學的治學規范，并愿意遵循制度規則開展各項工作。

第三，大學深層文化安全。客觀維度上，對內，大學的思想觀念以及價值判斷能始終保持自主性和獨立性，不受外來因素的沖擊；對外，大學精神能在全社會甚至國際范圍發揮示范、輻射和引領作用。主觀維度上，人們對大學所傳承的精神文化具有自信心與自豪感。

2.問卷編制與發放

基于上述理論框架，在問卷編制時將三層次、兩維度操作化于題目之中，以獲取高校師生對該問題的主觀認知、態度、評價與期望，全方位把握當代高校文化安全建設的關鍵點、挑戰、不足之處等，為我國高校文化安全的維護與建設提供參考。在擬出問卷的大綱和草稿后，首先對北京市三所高校的師生進行了深度訪談，征求意見，并進行試填。之后，就問卷設計征求了教育學、心理學、思想政治教育學、統計學等有關專家的意見，調研時采用分層抽樣方法。選擇我國中部、東部、西部各省有代表性的“985工程”“211工程”、普通一本高校，在各高校通過網絡和紙質問卷的方式隨機抽取調研對象。發放問卷1,300份，最終共收集到1,106份完整填寫的調查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064份，有效率約96.2%。 

數據分析與主要結論

1.大學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的基本認知

第一，大學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內涵的認知。對于哪種表述更能準確界定“大學文化安全”，受訪者的觀點各異。認可度更高的兩項分別是：“獨立自主，不受外界干涉”（27.4%）及“加強意識形態建設，維護促進高校和諧穩定”（23.7%）。可見，目前大學師生對于“大學文化安全”的態度總體表現為“由內向外”的走向，即認為文化內涵首先在“內秀”，實現內部穩定。但并非一成不變的剛性穩定，而是在穩定環境的孕育下，持續創造創新，使一所學校的文化特質得以傳承、發揚、拓展，化“被動”為“主動”，作用于“外”，在與其他文化競逐主動權時，能獲得認可。

第二，大學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核心的認知。“大學精神”是大學自身存在和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也是一所高校向外界展示自身的標識。在解讀大學文化安全的核心時，近70%的被訪者都選擇了“大學精神及辦學理念體系”。可見，相比于器物與行為，文化的深層次內涵更加受到重視，也更能賦予師生文化自信。此外，比較受大家認可的觀點還有“育人環境”和“意識形態陣地”（28.1%）。這進一步表明了大學文化安全與大學自身的傳統及功能有緊密聯系。能否在校園汲取到充盈的養分和高品位的文化熏陶，是師生們非常關注的問題。相較而言，規章制度等淺層次的文化要素則并未得到過多關注（3.1%），這或許與人們對于大學“自由”“開放”的普遍看法有關，并不希望受到過多條條框框的束縛。

第三，大學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建設載體”的認知。該以何為載體進行大學文化安全的建設？哪些陣地是維護大學文化安全所不可忽略的？通過呈現的多選題，我們可以初步了解師生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排名前5名的分別是：學生文化活動中心（11.8%）、課堂（11.2%）、校園媒體（11.1%）、圖書館(10.7%)、宿舍（10.0%）。這證明了良好的“大學文化安全”建設載體，需要具備三個特征：一是覆蓋面廣，保證文化安全教育與建設的高頻度與常態化；二是傳播強度大，便于傳送及接受，給師生留下的印象深刻；三是與公共生活相關性程度高，能實現觀念與行動的“遷移”。

此外，在“本校大學文化安全建設令人印象深刻之處”這一開放性題目中，不少受訪者都提到入學初的校史宣講和學校微信公眾號。前者與學校個體特質聯系緊密，是提高師生身份認同感的有力武器；后者是近幾年興起的新媒體，在宣傳方面傳播面廣、力度大、方式靈活豐富。二者都是文化安全建設中應該得到重視與挖掘的平臺。而社團活動、學術活動、文藝及體育活動等載體則是針對具有特定愛好與目標的群體，雖然影響范圍不夠廣泛，但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效果會比較顯著。這提醒在大學文化安全的維護與建設過程中，一方面，應該以師生認可度高的載體為重點對象，進一步加大管理和投入，更好地發揮其文化育人功能；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其余陣地的功能發揮，以防止“木桶效應”，受到短板制約。

第四，被訪者對“大學文化安全”的主觀態度。92%的被調查對象認為，在當下，高校文化安全建設非常必要，對高校發展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并認為自己屬于該工作隊伍中的一分子，可見被調查對象對高校文化建設的總體態度是正向的。與此同時，有近33%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該如何參與和自己息息相關的高校文化安全建設”。這提醒我們，雖然近些年文化軟實力多次出現在國家戰略中，各高校管理層也對此下了很大功夫，但尚未落實到個人。作為大學文化建構的直接主體，教師與學生尚不清晰自身能發揮作用的渠道。

2.大學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認知的差異分析

第一，不同院系、崗位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的認知情況。總體來看，在對待高校文化安全建設的態度與參與意愿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認為其重要并愿意積極參與其中的分別占74.3%和76.2%。其原因或在于：行政機關作為承擔學校規劃發展與日常管理的職能部門，其內部工作人員對文化建設與傳播工作的接觸更多、感受更深刻，使命感也更強烈。而相較于理科類院系，文科類院系師生接觸的文化思潮更多元，考慮問題更具批判性，對新鮮事物也更具包容性。因此，對于文化是否有必要強調其“安全”屬性，是否應該賦予文化自由生長的環境等，均存有質疑。

第二，不同職業類型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的認知情況。根據職業類型，高校內部人員又可細分為管理人員、教師與學生。前兩者屬于校內長期穩定的成員，學生則因年級上的流動，受教育程度、與校園的情感等也時刻發生著變化。相較而言，管理人員作為學校“鐵打的營盤”，最為重視高校文化安全建設。本科低年級學生因為剛入校，對集體的認同度較高，比較尊重規則，對高校文化安全的重視程度也較高，選擇“非常重要”的為62%。但隨著年級增長，活動范圍拓展，接觸信息量增加，對班級、院系、學校的黏性減弱，其對校園文化安全的關注度和認可度減弱了8個百分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6.5%的博士研究生認為，高校文化安全建設完全沒有必要，其原因或在于博士研究生更多扎根于學術研究，集體融入感較低，思想也更加開放自由。

3.大學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各要素的評價與期望

關于大學師生對文化安全中物質、行為、制度、精神四要素的評價與期望，問卷設置了兩道量表題，分別讓師生從“期望值”與“滿意度”兩方面對大學文化安全的4個要素、22個題項進行打分，用以考察大學文化各要素在受訪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及其現階段的表現情況。測量時，采用李克特五點式量表。在“期望值”題項中，從1分～5分代表師生心中某文化安全要素的重要性從“不重要—非常重要”依次遞增；在“滿意度”題項中，從1分～5分代表師生對文化安全的現實評價從“不滿意—非常滿意”依次遞增。

第一，大學師生對大學物質文化的滿意度與期望值。該要素中，文化公共設施及景觀數量得分分別為3.53分和3.52分，優于質量的得分3.47分和3.48分。這一差距反映了大學校園物質文化建設更注重實用性，但具有文化內涵的物質載體遠遠達不到要求。而師生在對物質文化的感受中，對質量的期待分數為4.31分，遠超于數量得分的3.91分，說明其更加重視通過物質載體來獲取一種文化參與的渠道與平臺，以實踐與參與來感受校園文化，而非看重冷冰冰的景觀本身。

第二，大學師生對大學行為文化的滿意度與期望值。該要素中，思政課在文化安全建設中的主渠道作用得到了較高的評價，得分為3.77分，而其他幾項均在3.5分左右。在大學校園行為文化客體的期望值打分中，師生對已經表現不錯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沒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對表現平平的研討活動、文化活動、對外交流活動的頻率及質量的期望值都超過了4.1分，反映出師生對參與各類文化活動的渴望，更加凸顯了行為文化建設在大學文化安全建設之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大學師生對大學制度文化的滿意度與期望值。該要素中，大學校園制度文化客體的滿意度打分中，“文化安全工作的部署與執行效果”得分為3.71分，受到師生廣泛贊賞。在學校規章制度方面，“制度完備”（3.68分）高于“制度認同”（3.62分）。因此，如何提升師生對制度的主觀態度，使其不僅入腦還能入心，而且是未來工作的重點。此外，工作隊伍的完備與得力分數均在3.5分左右，還有一定提升空間。

第四，大學師生對大學精神文化的滿意度與期望值。該要素中，師生對思想政治工作、意識形態安全的滿意度較高，得分分別為3.86分與3.87分，說明相關工作已經深入課程教育、日常學習中，且表現優異。但相對而言，大學文化的特色和引領作用則表現不夠理想，得分分別為3.65分和3.51分，卻承載著很大的期待（相關期望值得分為4.3分和4.22分），需要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建設。

4.大學師生認為“大學文化安全”受到的挑戰與應對

第一，大學文化安全受到的挑戰。對于所在學校文化安全受到的挑戰，近半數受訪者選擇了“師生對本校文化認同感不足”（46%）。而“網絡文化思潮背后多元文化思潮的挑戰”（23%）和“國內外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入侵的可能性”（16%）雖然也會產生影響，并常常引起高校管理者的擔心，卻并未對個人感知產生威脅。這恰好印證了前文所述的文化安全“由內及外”這一特征，即大學文化對外的獨立性、認可度與競爭力，必須建立在對內的師生歸屬感與榮譽感之上。與這一判斷相呼應，在最后一道開放題中，多名受訪者認為“校史教育”“校歌傳唱”“校友聯結”是其對大學文化安全建設中印象最深的內容。

第二，國際化背景下大學文化安全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西方意識形態嵌入日常生活”（31.2%）和“校際交流頻繁”（28.8%）被多數人認為是國際化背景下大學文化安全面臨比較突出的挑戰。前者指西方文化思潮、價值觀等通過影視、音樂、國際互聯網等文化產品滲透到大學師生的生活中，無形地影響其文化感知。

第三，大學文化安全建設的薄弱環節或者急需改進的地方。為進一步了解當前大學文化建設最薄弱的環節所在，我們以多選題的形式詢問了師生“本校文化安全建設最薄弱的環節或繼續改進之處”這一問題。統計分析后發現，排名前兩位的分別是“缺乏整體性，應著眼長遠規劃”（17.2%），“責任部門不明確，應重點統籌抓落實”（14.2%），其后依次是“明確責任部門，重點統籌落實”（14.1%）“改進思政工作”（13.6%）“加強校園文化品味”（12.2%）“完善文化設施和陣地”（11.4%）“多元主體協同管理”（9.22%）和“現代化文化建設”（7.9%）。可以看出，大部分受訪者非常肯定大學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希望其能被提升到戰略高度，通過遠期規劃融入到高校的建設與發展之中。同時，也期待有比較專業的部門切實負責，實現資源協調，有效投入。

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立足社會學、文化學和高等教育學的交叉視閾，從“風險社會”理論切入，將“大學文化安全”分解為三個層次、兩個維度、三種類型，以之為框架，梳理了大學文化面臨的恒常性、層次性、內源性和感知性風險，并通過對我國中部、東部、西部代表性高校師生的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了我國大學師生對大學文化安全的總體認知，對大學文化安全要素的評價與期望，以及我國大學文化安全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具體而言，得到如下啟示，可作為未來各高校文化安全建設的參考。

1.我國大學文化安全建設力度不夠，應持續加強、有的放矢

目前，我國大學文化安全建設存在總體成效不突出，戰略規劃不完善，各文化要素建設呈現出師生滿意度低于期值度的狀況，亟待加強。一方面，要求各高校做出科學合理的整體戰略規劃，輔之以先進的管理理念、細化的落實、有效的執行；另一方面，如調研所示：中部、東部、西部具有不同水平的大學文化安全認知，不同專業、年級、職務的“大學人”對于大學文化安全也存在迥異的看法，整齊劃一的措施并不能有效應對多樣化的挑戰。因此，需要各地各校根據自身情況有的放矢展開工作。另外，有必要注意的是，文化是不斷傳承、融合、更迭的，校園文化建設中的不成熟、變革是正常情況，在文化安全建設過程中，校園文化會有不合預期的情況出現，但只要在可接受范圍內，都不必因噎廢食或過于緊張。

2.我國大學文化安全“內向維度”薄弱，應立足本土、開拓創新

從調查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師生擔心的校園文化安全挑戰并非來自于“外向維度”，即西方或其他文化的侵入，而更多來自于“內向維度”，即師生對本校文化的內部認同感不足。文化有相對排他性，是一個群體對自身普遍生存狀態的自我認同的集合體，一旦形成了基于自身情況、扎根于實際的文化建設，無論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它都不會被輕易取代。據此，大學文化安全建設成功的關鍵之一，在于其校園景觀、文化活動、組織制度、精神價值都深深烙上了該校的LOGO，具有顯著的代表性與符號意義，能夠為師生提供文化傳播與傳承的資本與信心。故高校文化安全建設不必求同，而須求異，文化安全建設必須立足于每個學校自有的歷史傳統、自身實際與后期發展情況，并且開拓創新，最終形成有自身獨特之處的文化氛圍，保障文化安全。

3.我國大學文化安全建設“質”“量”不均，應以質為主、以量為輔

調研顯示：師生對校園文化要素數量的評價高于質量，對質量的期望值卻高于數量。這證明，高校文化安全的建設理應加強，但須注意不可急于求成，只有以保證文化建設的質量為主，形成一批優秀的文化客體，營造出良好獨特的校園文化精神，打造“品牌效應”，才能使學校師生對學校產生發自內心的認可與驕傲。若追求數量而不保質量，容易產生目標置換的現象，產生一堆“面子工程”，反而會挫傷師生對校園文化的積極性和認可度，弊大于利。

4.我國大學文化安全建設存在“斷檔”，應持續進行、全程貫穿

高校意識形態教育應該是貫穿大學生涯的，這樣才能保證學生意識形態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而從調研中可見，就當前高校意識形態教育而言，“重視低年級，忽視高年級”的現象較為普遍。基本的培養制度存在，但對制度的執行則不如低年級階段嚴格，這就造成了意識形態教育的間斷甚至是中斷，長此以往，將積重難返。加強高校意識形態教育的制度建設，完善學生全程化、多角度、多方式教育的制度與機制，規范程序，將有利于保證高校意識形態教育的連續性，進而提升學生的培養質量。

5.我國大學文化安全建設力量單一，應多主體聯動、增強合力

目前，我國大學文化安全建設呈現出重視但不參與、管理人員為建設主體的特征。調研顯示：大部分師生認為自己屬于大學文化安全建設隊伍中的一分子，但也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該如何參與到這一工作中，許多學生也表示對“大學文化安全建設”這一議題感興趣，但涉及具體的行動層面時，則沒有進一步的做法。另外，大學文化安全建設的主體仍是管理人員，在差異分析中，也是管理人員或行政部門人員對文化安全建設更為重視，參與意愿也最高。在實際中，也可以看到大學管理人員在日常工作中最容易接觸到文化安全建設工作，甚至對某些人員來說這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但學生、教師等在文化安全建設中的參與度并不高。大學文化安全建設是與大學校園內的每個主體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領導人員、管理人員、教師、學生等都需要參與進來，并且形成各主體間的協作，聯合作用，完成大學文化安全的建設工作。{作者單位：譚爽，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蔡勁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特別委托項目“風險社會背景下我國高校文化安全體系構建研究”（項目編號：15JDZHD00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蔡勁松.大學文化：理論構建與系統設計[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33.

[2]蔡勁松,譚爽.風險社會背景下的大學文化安全:挑戰與應對[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2):38-44.

《北京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