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在駐英使館教育處與英國老師合影

十年磨一劍，命運＋信念成就夢想

1972年4月14日，我有幸成為第一批工農兵學員進入山東大學外語系，從此與“外語”結緣。

學習英語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讓我看到了外部世界，也如同上了一條“船”，游弋在大洋兩岸。身在彼岸心在此岸，身在此岸心系彼岸，一顆心如一座小島，讓兩岸不再遙遠。進入山大后我專門拜訪了負責招生的趙老師，他說：“你是為外交部培養的15名人員之一，如果未來政治上和業務上過得硬，就可進入外交部工作。”

憑著山里孩子吃苦的精神，憑著一股子牛勁，也憑著工農兵學員的感恩與擔當，我刻苦學習、以勤補拙。一年后，我從班里的宣傳委員到班長，從全校五好團員到全系第一批入黨，又從學習成績排名年級中下水平進到前20名。我不知濟南有多大、曲阜有多大，因為我心里裝著外交部，裝著天下；也不知冬天有多冷、夏天有多熱，因為心里只有春種秋收。

1975年暑假，期待已久的分配方案公布了，我被留校工作。據說外交部名額被其他學校的畢業生取代，我的外交夢碎落在山東大學七號樓前，化作“老師”“輔導員”。

沒想到的是，1978年9月16日，我有幸作為國家公派留學生赴英國杜倫大學留學，從學外語到留學海外，與“外”字的緣分更為密切。

杜倫大學和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同屬學院制大學，傳統和幽默是其兩大特色。課堂上，老師總是西裝革履，一口一個女士、先生，這樣的禮貌和尊重讓我們這些習慣師道尊嚴的東方學子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也有些不適應。我們私下送給導師彼得·格蘭德一個雅號“趕奴隸”。他滿腹經綸，講起課來海闊天空，從文學到歷史，從文化到藝術，從宗教到建筑，我們聽得云里霧里，一知半解，也有些腦洞大開，半堂課還沒有消化又要開始交流互動，讓我們那點英語水平和知識面暴露無遺。

除了每天的閱讀作業外，每周末老師還開出一串兒的書單，布置一篇讀后感。我們的作業經常被改得滿篇通紅，有些慘不忍睹，再加上格蘭德老師的書寫像蝌蚪文，在改錯的同時我們還要熟悉他的筆跡，更增添了自身學習的壓力。

正是在這樣嚴格而又殘酷的訓練下，我們忘記了春與秋，忘記了白與晝，忘記了節日，甚至忘記了自己的生日，宿舍、教室、圖書館成為留學生活的三位一體，學業也不知不覺在大量閱讀、互動和寫作中不斷精進。

1979年在劍橋大學與李約瑟合影

英國餐本來單調無味，學校伙食基本都是快餐，燒土豆、土豆泥、炸土豆條，或者是煮雞蛋、炒雞蛋、煎雞蛋，再就是上午茶、下午茶、高茶（High Tea），可謂“English has nothing but English”。但這一切對于肩負國家命運前途的中國學子而言，根本沒有時間品味，沒有時間去浪費，只能只爭朝夕，奮力拼搏。看到大英博物館里的精美明清瓷器，看到利物浦用庚子賠款邊修邊開放的現代化教堂，更加激起我們的求知欲、上進心、責任感。

為學好英語，我們利用各種機會與各階層人士交流：上層操的牛津音，中層講的標準話，市民說的土話；上層人讀《衛報》《泰晤士報》，下層人讀《鏡報》《太陽報》。為了解英國和歐洲文化，我們學習歷史、圣經、拉丁文、音樂藝術，暑假打工，教英國孩子打乒乓球，參加暑期班，與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討論中國科技。

為將來做一名好老師，讀書購書成為我們的摯愛。讀書、讀好書、讀有用的書，我們節省每一枚便士，購買新版圖書和大量的名著二手書。面對浩瀚的書海，選擇成為一種能力、一種積淀、一種成功的路徑。

那時候大家最高興的時刻莫過于外交信使抵達中國駐英使館的日子，但最郁悶的時刻也莫過于此。當時通過外交信使傳遞信息是我們與國內親友唯一的聯系方式。我們會按月派一名同學到駐英使館送信件并取回來信。取回信件后，全體同學要舉行“隆重”的發放儀式，點到名字者如金榜題名，兩次或三次點到名字者更是興奮得手舞足蹈、熱淚盈眶；而點不到名字者則會黯然神傷。我經常屬于后者。因為我夫人在縣城，加上有孕在身，時常忘記外交部授信的日期。1979年春節，我一次收到三封信，成為最幸福的人，當我看到兒子的滿月照片時，激動地當眾對著東方大喊：“我做爸爸了！我做爸爸了！爸爸要送你一個名字，魏國強！”

從1972年到1981年的10年間，我從一個牛倌成為一名世界著名大學的研究生，經歷了風雨，增長了見識，鍛煉了應變能力，為未來從事教育外事、教育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礎。

無私奉獻＋忠孝難全譜寫外交官的人生

1981年秋，我完成學業回到山東大學。時任校長吳富恒把我留在外事處擔任他的英文秘書，與“外事”結緣。接送外國專家經常要到北京、上海甚至廣州，與專家同行可以乘飛機、坐軟臥、住三星級以上的酒店，跑單幫只能坐硬座、住學校招待所。那些表面上的風光常被認為是委以重任干大事，我內心的委屈卻是難以從事專業教學，把青春年華拋在了旅途。我也常被同事調侃是“說洋話、吃洋飯、穿洋皮、放洋屁”。但既然老校長賞識就要調整心態，適應環境，適應英語和美語的不同，因為吳校長是哈佛大學名譽博士。實踐證明，跟隨吳校長不僅開拓了我的眼界，結識了一批學界泰斗，豐富了學識，還長了不少洋見識，教了幾個洋徒弟。

駐美國大使館教育處工作期間與李肇星大使合影

1989年歲末，我被派往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教育處工作，從此與“外交”結緣。從事外交工作是自己多年的夢，到駐澳使館工作是圓夢之旅。可到了駐澳使館，方體會到外交官的兩個方面：一是使命光榮，二是忠孝難全。作為一名外交官，要謹遵周總理“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遵守紀律”的十六字方針，當好“文裝解放軍”，要及時了解、掌握和跟蹤駐在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科技前沿動向，為國內教育改革與發展和社會經濟建設提供借鑒和支撐；要憑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胸懷，親、誠、惠、容的理念，用自己的學識、膽識和大局意識樹立良好的形象，營造友善的環境，傳達和平的信息，拓展中澳交往和中澳教育交流的空間；同時要保護中國公民、華人華僑的合法權益和維護中國留學人員的利益。

1997年秋，我再度駐外，到中國駐美國使館教育處工作。華盛頓是中國駐外使領館中第一大館所在地，也是國際組織和外國使團最集中的地方，更是世界各國外交精英風云際會的舞臺。

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說，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樹去搖動另一棵樹，用一朵云去推動另一朵云，用一個靈魂去喚醒另一個靈魂。外交何嘗不是如此！誰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影響他國行為的同時又能抵御他國對本國施加的負面影響，誰就能在群雄逐鹿的世界格局變化中贏得主動，謀求發展。外交是在戰爭中結束、在建交中開始的特殊工作。教育外交則是以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為底蘊，講究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水到渠成。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大陸學者在美國高校研究機構和主流社會地位的提升，使得中美教育合作與交流按照中美兩國人民的意愿逐步發展起來。

令我終生難忘的莫過于“9·11事件”。2001年9月10日，我陪同時任駐美大使楊潔篪在鹽湖城訪問，之后，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發生了。楊大使把我們召集到酒店外的山坡下商議應對措施，他特別叮囑我：“魏老師，這次活動主要由你聯系，只要能早日安全返館，一切活動由你安排。”從楊大使鎮靜自若、面帶微笑的臉上覺察不出形勢的嚴峻，從他堅實的步履中也讀不出肩上的壓力、道路的兇險，但我們都明白他肩上的擔子有多重，心里承受的壓力有多大。

在非常時期，大膽、細致、安全、穩妥地處理好突發事件，拓展外交空間和維護國家利益是一名外交官的義務和職責，容不得半點疏忽和大意。這也是考驗一個外交官的膽識、外交藝術和協調能力的時刻。我積極與當地政府保持密切聯系，并制定好安全返回華盛頓的幾套方案。

9月11日上午9點，當楊大使準時出現在猶他大學禮堂的演講臺時，臺下上千名聽眾爆發出經久的掌聲。楊大使首先代表中國政府向遇難的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公民表示哀悼，對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表示同情。猶他大學校長伯納德·馬晨緊握著楊大使的手說：“謝謝，謝謝。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也是我們最為傷痛和需要朋友的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來了，這將為我們增加勇氣和力量。”

9月14日上午10點，取消禁空的消息終于傳來，我們如釋重負。當飛機安全降落在華盛頓時，我們看到了6輛掛著中國使館車牌的轎車前來迎接，心中激動不已。

2006年夏，我再次赴美，到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教育組工作。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漢語的升溫、“中國制造”的風生水起，創造著一個個奇跡。看到一批批中國學子在各個領域搭臺唱戲，講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歷史變遷；看到中文在美國高校里逐步升溫、普及，為中美教育合作與交流播種、奠基，心里那份驕傲和踏實只有久居國外的炎黃子孫、莘莘學子，以及心中有國心中有家的外交官們方能體會、方能詮釋。

在駐休斯敦總領館工作的6年半時間里，我接觸最多的是美國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在美的中國學生學者。有不少中國學者已經成為美國著名高校或科研機構的負責人、教授、學術帶頭人，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中美教育合作與交流的潛在動力，看到了中美關系和平發展的希望。正如時任駐美大使李肇星所言：“我不是唯一的駐美大使，還有大熊貓‘美香’和‘添添’，以及千萬個在美的中國學生學者。”

作為一名教育外交官，我與留學生打交道，有喜、有悲，也有淚。當我參加因意外而去世的兩名留學生的葬禮時，難以抑制的淚水與傷痛讓我終生難忘。

當然，也有幸福的記憶，我沒有女兒，卻“嫁過”女兒，而且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2009年春天，萊斯大學中國學聯主席陳一跟我說：“魏老師，我4月要結婚了，但雙方父母都無法來美參加婚禮，您能否代表我夫人的父親出席？”

那幾年，我一直跟夫人嘮叨兒子的婚事，盼著能早一天為他們操辦婚禮，但兒子的婚事總是遙遙無期，沒想到卻先要體會“嫁女兒”的感覺了，我真有點出乎意外，又有些忐忑，更多的是激動和高興。能作為“代家長”，攜著“女兒”走進婚禮的殿堂，是學生的一片誠心和對自己的信任，也是一種榮譽，一種滿足。我們這一代，絕大多數不是缺兒就是少女，現在憑空“撿”一個女兒，是天大的喜事。

我開始從網上搜索女兒出嫁的禮儀，應該做哪些準備，并提前到萊斯大學的小教堂走了幾回，找找感覺。隨著陳一夫婦婚期的臨近，自己也漸入角色。

在休斯敦工作期間“嫁女兒”

當我攜著“女兒”走進教堂，面對著上百博士、教授級別的來賓，面對著迎面而閃的鎂光燈，感到這是我參加過的規格最高、又最為樸實無華的婚禮，仿佛看到了他們的親友，看到了祖國的未來。音樂聲響起，我的心陶醉在幸福的遐想與回憶中。

我真正感到一種信任、一種榮譽、一種“兒女雙全”的滿足，也感到外交官的生活充滿意外和欣喜，雖然不能與自己的兒子常相見，卻能與更多的“兒女”共命運。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外交官的人生離不開自我調節、自我約束、自我掌控、自我判定。同時，外交官也是人，也有寂寞，也有情感，也有夢，也有自己的欲說還休、月圓人不圓之夜。兩國關系緊張之時，自己的夢幻化為泡影之際，祖國和奉獻就是一桿沉甸甸的秤。當父親去世的噩耗傳來時，我正在亞拉巴馬州慰問遭受颶風襲擊的留學生，兩種悲痛同時襲來，讓我有些難以自持。夜幕中，我長跪不起，眼前揮之不去的是“父親的背影”，任淚水濕透衣衫，任冰冷浸透肌膚，恨不能把“忠孝不能兩全”作為紙鳶。

外語＋外事＋外交的三位一體

從1972年進入山大外語系到1978年赴英留學，從駐澳大利亞使館到駐美國使館，再到駐休斯敦總領館，我竟有22年在國外學習工作，40年與“外”字有緣。從學習外語到國外留學，從外事到外交，我的大半生在用外語講述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故事、中國方案、中國夢，用長期在國外工作學習的經歷向國人介紹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優質教育資源、成功案例、世界各國教育的優勢短板。

改革開放40年是我與“外”字結緣的40年，是我不知何處是家又好像處處為家的40年。40年來不忘初心，用黨員和“文裝解放軍”的天職，修橋鋪路，牽線搭橋，共筑文化認同；40年來牢記使命，用時代精神推動和諧發展，共生共榮。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回顧自己的一生，生在幸福中，長在紅旗下，是共和國給了我上大學、海外留學和從事外事、外交工作的機會，豐富了我的學識與人生，讓我志存高遠、心系天下、默默奉獻。我知足，感恩。正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所說：“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