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新聞網訊（記者 張貴勇）“家庭教育立法應定位為家庭教育促進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促進家庭教育的能力提升。在立法過程中，應重視家庭教育的私事性，正確處理好國家與民間、政府與家庭的關系，即明確立法干預是有限度和邊界的，重在通過協商、自治等機制和鼓勵、倡導等方式來促進家庭教育能力的提高。”在日前舉辦的“聚焦家庭教育立法”學術沙龍上，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勞凱聲與眾多專家一道，針對家庭教育要不要立法、如何立法、立法原則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力求在關鍵問題上達成共識。

首都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田漢族教授作了會議致辭，他指出家庭教育立法是我國教育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健全家庭教育治理機制的迫切需要，但相關研究和實踐亟待深化。對于立法的基本定位，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羅爽認為，家庭教育立法要以社會利益為本位、以適度干預為原則、主要調節家庭教育外部關系的法律機制，即應圍繞家庭教育指導這一核心內容展開。立法的主要功能是通過建立制度來配置資源，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主要調整機制是政府機制，即由政府來承擔家庭教育指導管理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主要責任；規范形式應包括強制性規范和倡導性規范，強制性規范主要是對政府責任進行規定，倡導性規范主要體現在家庭教育及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有關規定。

首都師范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麗穎從家庭教育的解釋視角、家庭教育的變遷分析和家庭教育的社會支持三個方面加以闡述。她認為，家庭不是一個教育機構，而是由婚姻、血緣關系和收養關系組成的社會設置。開展家庭教育立法，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制度、機制、模式很重要，立法的創新在于從制度層面促進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落實和落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葉強博士在發言中說，家庭教育立法要從家庭教育權的基本權利地位出發，政府相應要履行不侵害義務、保護義務和給付義務，其中的關鍵是如何落實給付義務，對此可通過“家庭教育風險”這個概念將家庭予以體系化的區分，如單親家庭，隔代家庭等，從而確定政府的差異化補充責任，并確立政府介入家庭教育的合理邊界。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陳建翔、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東等也分別發表各自觀點。

此次沙龍由首都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院、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首都師范大學基地、首都師范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來自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國教育科學院、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的專家、學生參加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