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外合作辦學是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雙重產物。中外合作辦學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學生發展為根本宗旨，不僅加快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還拓寬了我國高等教育籌資渠道，培養了大批國際化專業人才。在新時代，提質增效、特色發展是中外合作辦學的核心任務。

［關鍵詞］中外合作辦學；“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國際化

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公辦本科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體”，而中外合作辦學與民辦本科則是我國本科高等教育的“兩翼”。我國本科中外合作辦學從晚清至今已有140余年歷史，回顧歷史，梳理現狀，展望未來，對新時代我國本科中外合作辦學的科學發展大有裨益。

我國本科中外合作辦學的歷史回顧

中外合作辦學在晚清就已出現，140余年來，中外合作辦學的數量、規模、性質、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此，本文將中外合作辦學的歷史發展脈絡梳理如下。

1.萌芽發展階段（晚清-民國時期）

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歷史可上溯到清朝末年創立的格致書院。1876年，英國駐滬領事麥華佗（W. H. Medhurst）倡議并與滬上士紳合作創辦格致書院，該書院實行董事會管理制度，在辦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均以“西學”為原本，實行中外合作辦學，開中國近代新式高等教育之先河。繼格致書院之后，晚清中外合作辦學的著名機構還有圣約翰書院、廣州格致書院、德文醫學堂、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等。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外合作辦學通過三種途徑繼續發展，一是將原有的書院或學堂發展為高校，如圣約翰書院發展成圣約翰大學、德文醫學堂發展為同濟大學等；二是建立一批教會高校，如1919年建立的燕京大學、1927年升格的輔仁大學等；三是新建一批中外合作高校，如1915年成立的河南福中礦務學堂、1920年成立的中法大學等。這一時期的中外合作辦學，不但數量少、規模小，而且教育主權由外方把持。

2.探索發展階段（1949-1977年）

新中國的中外合作辦學開始于1949年原蘇聯援建中國航校。同年10月，原蘇聯派出了以巴季茨基為首的974名航空專家，全部參與到我國最初6所航校的建設中。從各個角度審視，原蘇聯援建中國航校都是名副其實的中外合作辦學。從合作辦學主體來看，原蘇聯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紅旗空軍學院等與我國6所航校開展合作辦學；從合作辦學地域來看，在我國境內建立高校；從教學過程來看，蘇聯專家全程參與我國6所航校的選址、制訂教學計劃、親自授課、編寫教材、實習指導乃至空戰指導等系列活動；從人才培養來看，培養空軍及相關各種專業技術人才；從合作辦學效果來看，不但引進了我國急需的空軍先進器材、空戰技術、先進戰機，而且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空軍及相關專業技術人才并直接投入抗美援朝“實戰”，使我國快速跨入世界空軍強國之列。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蘇合作辦學還有1949年籌建的大連海校、1950年籌建的海軍聯合學校和中國人民大學、1951年復校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原蘇聯援建中國航校和其他高校屬于典型的中外合作辦學，其重大啟示在于：中外合作辦學應立足于“國家所需”，合作項目對我國相關行業、產業起重大推動作用。

3.恢復發展階段（1978-2000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步入了“復蘇”階段。1979年至1980年，我國政府與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先后簽訂了“加強部分重點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4個項目，這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開展的第一批中外合作辦學項目。1985年，天津財經學院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合作舉辦中國MBA培訓班，成為改革開放后我國高校與國外高校之間第一個合作辦學項目。1986年，南京大學與約翰·霍普金森大學合作共建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改革開放后我國高校與國外高校之間第一個合作辦學機構。

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逐漸加強中外合作辦學的法治化建設。1993年2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第一次提出“在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范圍內進行國際合作辦學”。同年6月，原國家教委發布《關于境外機構和個人來華合作辦學問題的通知》，首次提出“積極慎重、以我為主、加強管理、依法辦學”的原則。到1994年底，全國共批準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與機構70余個。1995年，原國家教委頒布《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使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有了“臨時性”的法律規定。1996年，國務院學位辦發布《關于加強中外合作辦學活動中學位授予管理的通知》，明確規定：“如向學員頒授境外學位，必須按規定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核準。未經核準，合作辦學項目不得授予境外學位。”1997年，國務院學位辦首次對外公布中外合作辦學可授予境外學位的項目清單，該“清單”包括復旦大學與挪威管理學院合辦“變化管理”碩士專業等10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到2000年，國務院學位辦共審批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30個、機構11個。

4.規范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

2001年，我國加入WTO，按照承諾，我國將有條件、有步驟地開放教育服務領域，隨后，我國中外合作辦學進入快速發展期。2003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是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部關于中外合作辦學的行政法規。2004年，教育部出臺《中外合作辦學實施辦法》《關于做好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復核工作的通知》，根據這些法規，由教育部牽頭對我國各地的中外合作辦學進行整頓和“復核”工作，依法取消了包括美國夏威夷大學等在內的多個非法中外合作辦學項目，2004年成為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整頓年”。為進一步提高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加強規范性管理，教育部于2006年出臺了《關于當前中外合作辦學若干問題的意見》，強調了中外合作辦學的“公益性”原則；2007年教育部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外合作辦學秩序的通知》，標志著我國中外合作辦學進入了信息化管理時代。

2009年，為提高中外合作辦學質量，教育部正式啟動“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工作（試行），首批選擇天津、遼寧、江蘇、河南4個省市中外合作辦學（機構9個、項目84個）開展“試評估”。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教育國際交流合作工程”被列入未來10年10個重大工程項目之一，體現出黨和國家對中外合作辦學的高度重視；同年，教育部下發《省市地方對中外合作辦學的監督職責》，明確地方本科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由教育部和省級教育行政部門“雙重”監管。2011年，首批評估試點工作結束，總體評價平均合格率為65.54%，反映出本科中外合作辦學存在諸多問題。2012年，教育部正式開展全國所有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進行“教學質量合格評估”工作。2017年，全國726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教學質量合格評估”工作結束，絕大多數達到合格水平。2018年，教育部根據評估結果以及各地實際，果斷“叫停”5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229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教學評估”與“退出機制”的實施，標志著我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到“提質增效”的新階段。

我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的現狀

根據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2018年9月發布的數據，我國目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有2365個，其中本科以上機構和項目有1112個，現狀如下。

1.辦學地域分布較廣且呈現“東多西少、地域不均衡”態勢

我國東部地區中外合作辦學起步早、數量多、發展快，而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中外合作辦學活動明顯滯后。截至目前，寧夏、青海、西藏3個省和自治區尚無一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按照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總數依次排列為：黑龍江（173）、江蘇（129）、上海（102）、河南（102）、山東（88）、浙江（87）、北京（80）、湖北（66）、吉林（62）、廣東（50）、遼寧（43）、天津（41）、重慶（33）、湖南（32）、陜西（29）、四川（28）、河北（27）、江西（24）、福建（23）、云南（21）、安徽（19）、廣西（17）、內蒙古（10）、貴州（9）、海南（5）、山西（3）、甘肅（2）、新疆（2）。

2.合作國家（地區）數量逐漸增多且呈現“發達國家較多、發展中國家較少”態勢

截至2018年9月，與我國開展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包括已停止的項目）的國家與地區，按照機構與項目總數排名依次為：美國（288）、英國（285）、澳大利亞（157）、俄羅斯（137）、加拿大（71）、法國（62）、韓國（62）、德國（61）、愛爾蘭（36）、新西蘭（24）、日本（15）、意大利（15）、荷蘭（14）、芬蘭（9）、波蘭（9）、瑞典（8）、新加坡（6）、丹麥（6）、白俄羅斯（6）、奧地利（5）、印度（4）、比利時（4）、西班牙（3）、烏克蘭（2）、泰國（2）、瑞士（1）、挪威（1）、南非（1）、葡萄牙（1）、馬來西亞（1）、以色列（1）。

3.合辦專業逐漸增多且呈現“理重、文輕”態勢

截至2018年9月，在全國1112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中，工學類專業的機構和項目共計428個，占總數的38.48%；理學類共計53個，占總數的4.76%；管理學類共計268個，占總數的24.10%；經濟學類共計98個，占總數的8.81%；藝術學類共計61個，占總數的5.48%；醫學類共計67個，占總數的6.02%；文學類共計37個，占總數的3.32%；教育學類共計65個，占總數的5.84%；法學類共計17個，占總數的1.52%；農學類共計16個，占總數的1.43%；歷史學類共計2個，占總數的0.17%。

總體而言，我國本科及以上的中外合作辦學，加速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拓寬了我國高等教育籌資渠道，培養了一大批國際化專業技術人才，但也客觀存在引進國外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總體水平不高、部分機構和項目辦學行為不夠規范、外籍教師實際授課偏少等問題。

我國本科中外合作辦學的未來展望

中外合作辦學政策將進一步完善。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適應，我國將制定更加完善的旨在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優惠政策；與“放管服”改革相適應，將進一步完善省級教育機關對本科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審批和監管法規；與經濟全球化“曲折發展”相適應，將進一步修訂完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推動中外合作辦學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中外合作辦學數量將持續增多。與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相適應，我國將重點加強“國際組織人才、非通用語種人才、國別和區域研究人才、拔尖創新人才和來華杰出人才”5類人才培養。近年來，我國政府與國外政府簽署學歷學位互認協議步伐加快，可以預見，未來中外合作辦學的機構和項目會持續增多。

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將進一步提高。新時代，我國將借鑒國外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標準，制定更加科學的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體系；提高中外合作辦學師資水平，創新中外合作辦學模式，使學生有更多的國外學習、研究經歷；重點建設寧波諾丁漢大學等一批高水平、示范性本科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完善中外合作辦學信息公開制度，保護受教育者合法權益。

中外合作辦學結構將更加合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學科專業結構將更趨合理；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相適應，我國碩博士中外合作培養數量有望增加；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相適應，我國中西部（尤其是西藏、青海和寧夏）中外合作辦學將更加受到重視；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適應，參與我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發展中國家數量將更多。

中外合作辦學特色將進一步彰顯。“雙一流”大學的中外合作辦學特色將愈加突出，可以預見，中外合作辦學將更多參與“雙一流”建設，借助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引進更多的世界一流學科、一流專業、一流課程、一流師資、一流科技，從而推動我國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地方本科高校的中外合作辦學特色將愈加突出，隨著“產教融合”改革的深化，地方本科高校將圍繞地方（區域）特色產業、主導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中外合作辦學，并逐步實現由“引進國外優質資源”向“引進國外特色資源”的轉變。

[本文為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3年度國家一般課題：“中外合作辦學政策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影響及對策研究”（BFA13003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譚貞 劉海峰，單位：黃淮學院，譚貞為校長】

原載2019年第12期《中國高等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