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處于動蕩變革期，不確定因素正成為各國發展和全球治理的常規變量，在這樣復雜多變的國際大環境中，中國要加快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這是我們建設教育強國的宏觀背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之基”。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教育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著眼于“兩個大局”，教育國際傳播要圍繞建設教育強國的整體布局和關鍵環節，為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全球視野和專業技能的人才服務，為增強我國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服務，為完善開放互鑒的國際合作體系服務。與此同時，全球化已經由以往交流互動為主轉變為兼具交鋒競爭的新形態，且正在加速演進，在此形勢下教育國際傳播作為國家軟實力也由交流為主的錦上添花，轉變為兼具交流與交鋒特征的硬任務，在一些地緣政治角逐激烈的領域甚至是國際競斗的新工具、新場域。如何準確理解新形勢、明確新任務，立足教育本身提升教育國際傳播的效能，在服務人才培養、促進文明互鑒和支撐國際競爭等方面作出貢獻，需要深入探索。

教育國際傳播的內涵拓展：從“單向交流”到“雙向賦能”，“走出去”更為迫切

內容為王，教育國際傳播與國內外雙向傳播、國際教育密不可分。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兩個大局”的戰略定位，為教育國際傳播的方向和內容重點賦予了新的歷史坐標。從國際看，全球化正從“普惠型”向“競爭型”加速演進，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知識、人才、技術等要素跨國流動更加頻繁，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等錯誤思潮不時泛起，教育領域的國際競爭與意識形態博弈日趨激烈。教育不再僅僅是文化交流的“軟紐帶”，更成為國家軟實力競爭的“硬場域”，誰能掌握教育國際傳播的話語權，誰就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占據更主動的位置，進而在全球敘事競爭中獲得先機。從國內看，中國教育已從“跟跑”為主轉向“并跑”“領跑”并存的新階段，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目標明確，這要求教育國際傳播必須跳出“引進來”的傳統思維，在“雙向互動”中實現價值共創——既要吸收世界一流教育資源滋養自身，也要將中國教育發展的實踐經驗轉化為全球教育治理的公共產品，為世界各國教育現代化發展提供自主路徑，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基礎。“兩個大局”的交織，本質上是“中國之治”與“世界之變”的深度互動。教育國際傳播的內涵拓展，正是對這種互動的主動回應：一方面，通過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全球視野、專業技能的復合型人才，為國家發展提供智力支撐；另一方面，通過分享中國教育經驗和內容，為參與全球教育發展議程、提升中國在國際教育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吸引全球優秀青年來華學習、推動全球高水平教育均衡發展，為全球南方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才支撐。這種“雙向賦能”的定位，既是服務國家戰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

教育國際傳播的“引進來”功能，核心是通過開放合作吸收世界教育文明成果，培養學生和公民的全球視野與跨文化能力。這不僅是人才培養的需要，更是中國教育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徑。從實踐看，“引進來”的重點在于構建多層次、寬領域的國際教育合作體系。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已成為吸收優質資源的重要載體，如上海紐約大學、昆山杜克大學等，通過融合中外課程體系、師資力量，讓學生在本土就能接觸國際前沿知識；在基礎教育領域，國際課程引進與本土化改造并行，推動素質教育理念創新；在職業教育領域，德國“雙元制”、瑞士學徒制等經驗的借鑒，為中國職業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這些實踐的共同目標，是打破教育的“封閉性”，讓學生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學會理解差異、尊重多樣，培養“全球勝任力”——即具備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與“引進來”相比，教育國際傳播的任務更加迫切，以回應國際上，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教育模式、經驗和內容供給日益增長的需求，把中國教育發展的實踐經驗轉化為可復制、可推廣的“中國方案”，為各國青年提供高質量的教育產品，提升中國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話語權和貢獻度。中國現代教育本身就是一部“后發趕超”、獨立自主的發展史，其中蘊含的發展智慧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從脫貧攻堅中的“教育扶貧”到鄉村振興中的“職業教育賦能”，從“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到“雙一流”建設，中國教育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歷程，為中國科技進步、經濟增長、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國家實力快速增強提供了有力支撐，創造了人類教育史上的奇跡。這些經驗中，既有社會主義“窮國辦大教育”的制度優勢——如黨的全面領導、政府系統主導、全社會參與的教育投入機制，也有“精準施策”的實踐智慧——如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差異化教育支持政策。筆者在調研中注意到，我國在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領域的經驗受到全球南方國家的廣泛關注，“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模式，已通過魯班工坊等平臺在非洲、東南亞等地區推廣，幫助當地青年掌握實用技能，實現“一人就業、全家脫貧”的目標，這正是中國教育經驗服務全球發展的生動實踐。

“走出去”的更高層次是參與全球教育規則制定。近年來，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教育議程，推動將“教育公平”“終身學習”等中國理念融入全球教育治理框架。例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教育監測報告》的撰寫中，中國教育脫貧的案例被多次引用，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了“教育方案”。這種從“經驗輸出”到“規則參與”的升級，正是中國教育國際傳播內涵拓展的重要體現。

教育國際傳播面臨的主要任務：服務人才培養、促進文明互鑒、支撐國際競爭

教育國際傳播的內涵拓展，最終要落實到具體任務上。從服務國家戰略和全球發展的雙重維度看，其核心任務可概括為三方面：服務人才培養、促進文明互鑒、支撐國際競爭。這三大任務既各有側重，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教育國際傳播的功能體系。

人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教育國際傳播的首要主題。當前，全球化對人才的需求已從“專業技能型”向“全球素養型”轉變，要求人才不僅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更要擁有跨文化溝通能力、國際問題分析能力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隨著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深度融合，市場對“會語言、通國別、懂專業、曉規則、能合作”的國際化人才需求激增。近年來，“留學熱”與“回國潮”并存，反映出人才培養與國家發展需求的緊密對接。但與此同時，部分高校的人才培養仍存在“重專業、輕素養”“重理論、輕實踐”的問題，學生的跨文化適應能力、國際議題參與能力有待提升。教育國際傳播要加大這方面的信息供給力度，做全球優質教育內容信息的媒介、教育國際交流質量的“晴雨表”、優秀國際學習做法的“推介者”。筆者發現，不少高校的“國際化辦學”模式還比較單一，仍停留在“短期訪學”“語言培訓”層面，缺乏系統性的全球素養課程體系，特別是一些以全球一流大學為建設目標的高校尚缺乏有國內外吸引力和競爭力的“全球一流課程體系”；評價標準還比較“本土”，對學生國際視野、跨文化能力的考核尚未納入主流評價體系，導致培養目標與實際需求脫節；師資隊伍的“國際化”不足，部分教師缺乏國際教學經驗，教學內容不能反映國際前沿科技和認知，難以有效引導學生理解全球議題。從企業的反饋看，高校畢業生的全球視野被認為是比較弱的能力項。尤其是對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的高校而言，“全球視野”方面的不足應受到高度重視，應完善“全球素養+專業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培養體系。介紹和推廣具有全球視野和全球就業能力人才培養的經驗，是教育國際傳播的重要使命和內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教育國際傳播與其他領域傳播的不同在于，教育事關人人，也關乎學術、學理，因此教育國際傳播更有吸引力、說服力和共情效果。中國教育的制度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具體實踐和呈現，教育國際傳播的重要使命之一，是通過教育領域的交流對話，打破文明隔閡、消除文化誤解，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仍存在“信息差”，部分西方媒體的片面解讀加劇了文化誤讀，教育作為“潤物無聲”的傳播載體，在促進文明互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全球文明對話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依然存在，“西方標準”被視為“普世價值”，非西方文明的聲音難以被充分傾聽；另一方面，文明沖突論、種族優越論等錯誤思潮抬頭，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分裂。在此背景下，教育國際傳播須承擔起“橋梁”角色，用教育的“共同語言”——如對知識的追求、對人才的重視、對公平的向往——搭建文明對話的平臺。傳播實踐要注意把中國特色與各國具體情況相結合，要有話語體系“融通難題”意識，如中國教育經驗的表達往往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如何將“立德樹人”“五育并舉”等理念轉化為國際社會易于理解的話語，避免“自說自話”；要避免傳播方式的“單向性”，部分傳播仍停留在“我說你聽”的灌輸式模式，缺乏與國際受眾的互動共鳴；要有文化差異的“折扣效應”意識，由于歷史背景、價值觀念的不同，一些在中國被廣泛認可的教育實踐，在國際傳播中可能被誤讀。

講好中國教育故事需要構筑“融通中外”的教育話語空間，諸如“找共鳴”，從人類共同價值和傳播對象的具體需求出發闡釋中國教育經驗，例如將“教育公平”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對接，將“職業教育賦能”與全球減貧事業結合，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教育實踐的世界意義；“接地氣”，用具體案例代替抽象概念，例如通過“支邊鄉村教師”“特崗教師計劃”等故事，展現中國教育公平的實踐溫度；“借渠道”，借助國際組織、海外孔子學院、跨國教育機構等平臺，形成多層次、立體化的傳播網絡，讓中國教育聲音更廣泛地被傾聽。

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教育已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重要結合點。誰能培養出更多高素質人才，誰能掌握教育國際傳播的話語權，誰就能在未來競爭中占據主動。教育國際傳播要承擔“支撐國際競爭”任務，參與國際敘事競爭，通過提升傳播效能，為國家發展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當前，地緣政治博弈加速向教育領域延伸，部分國家將教育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工具，通過限制學術交流、抹黑中國教育政策等方式，試圖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例如，個別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學生赴本國留學，炒作“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竊取”等不實議題，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了教育的純粹性，也加劇了國際教育生態的惡化。教育國際傳播面臨著新的挑戰，例如，國際傳播能力“短板”明顯，中國教育國際傳播的“硬件”（如傳播平臺、渠道）已有較大改善，但“軟件”（如內容制作、敘事能力）仍顯不足，有效應對國際輿論挑戰和助戰的能力需要提升；規則制定能力還不強，在全球教育標準、評估體系等規則制訂中，中國的參與度和影響力仍有待提升；全球推廣中國教育優質資源的傳播體系尚未建立，尤其在資源供給和后續服務等方面與教育強國相比還有距離。因此，教育國際傳播迫切需要提升戰略主動性、供給系統性、競爭針對性，從教育的角度及時回應國際敘事之爭。同時，要系統、深度參與全球教育治理規則制定，在雙邊互動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等多邊框架下，主動設置議題，推動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教育國際規則；此外，還要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教育品牌，如加強“留學中國”品牌建設，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華學習，通過“人際傳播”增進對中國的了解和認同，為教育強國建設營造積極正面的國際民眾基礎。

相關學科專業教學改革相互促進，保障教育國際傳播可持續發展

教育國際傳播效能的提升，離不開專業教育的支撐。外語教育、區域國別學、翻譯學作為與國際傳播密切相關的學科，其改革創新直接關系到傳播話語的精準度和落地效果。教育國際傳播的新需求和新發展為這些學科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同時，相關學科的新發展也為教育國際傳播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源頭活水”。

外語教育是教育國際傳播的“基礎工程”，當前，我國外語教育已經充分意識到偏重語言交際技能、輕視語言背后傳播能力與國別知識培養的問題，各校改革方向比較普遍地聚焦“語言+文化+專業”的融合，培養“會語言、通國家、精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在課程設置上，減少單純的語言技能訓練課時，增加“對象國教育制度”“國際教育政策”“跨文化教育溝通”等課程模塊，讓學生不僅“懂外語”，更“懂對象國”；在教學方法上，推廣案例教學、情景模擬、項目式學習，鼓勵學生圍繞“中國教育走出去”“國際教育合作”等主題開展實踐調研，將語言學習與傳播需求結合；在師資建設上，推動外語教師與教育專業教師“協同備課”，甚至跨學科組建教學團隊，打破學科壁壘。例如，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開設“國際教育與漢語國際教育”“區域國別教育研究”等復合專業，將外語、教育理論、跨文化傳播知識整合，培養既懂外語、也通國別、又懂教育的專門人才，這種探索為外語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鑒。

區域國別學是研究特定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其對“對象國”的深度認知，是教育國際傳播“說得出、傳得開”精準落地的前提。當前，我國區域國別學研究存在“碎片化”“滯后性”問題，對部分國家教育體系的了解仍停留在“表面描述”，缺乏對其歷史脈絡、社會文化、政策邏輯的深層把握，導致傳播內容“水土不服”。改革重點在于構建“教育維度”的區域國別研究體系。一方面，在研究內容上，突出“教育專題”，聚焦對象國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社會對教育的需求等，形成“國家教育數據庫”，為教育國際傳播提供精準的需求“畫像”；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強調“田野調查”與“政策分析”結合，鼓勵學者深入對象國學校、社區開展實地調研，避免“坐而論道”；在成果轉化上，建立“研究-咨詢-傳播”的聯動機制，將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建議、傳播策略，直接服務教育國際傳播實踐。例如，針對東南亞國家職業教育需求，區域國別學研究者可通過調研形成《東南亞職業教育發展報告》，為魯班工坊在當地的課程設置、師資培訓提供定制化方案，提升傳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翻譯是教育國際傳播的“橋梁”，但傳統翻譯學研究多聚焦于“語言對等”，忽視了“文化適配”，導致部分中國教育術語的翻譯“字面對等但內涵失真”，影響傳播效果。例如，“立德樹人”直譯為“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雖準確但難以讓國際受眾理解其“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深層教育理念；“雙減”政策譯為“Double Reduction”，易被誤解為“降低教育質量”，而忽視其“減輕學生負擔、回歸教育本質”的初衷。

翻譯學改革需要強化“文化轉譯”意識，實現“語言準確”與“文化共鳴”的統一。在理論層面，構建“教育話語翻譯理論”，研究教育術語的“概念遷移”規律，明確哪些概念需要“直譯”以保持中國特色，哪些需要“意譯”以促進理解；在實踐層面，建立“教育翻譯案例庫”，收集整理中國教育政策、經驗的優秀翻譯案例，提煉翻譯策略；在人才培養上，開設“教育翻譯”方向，培養既懂翻譯技巧又懂教育專業知識的復合型譯者，讓他們不僅是“語言轉換者”，更是“文化解釋者”，既保留核心內涵，又更符合國際教育語境的表達習慣。這種“創造性轉化”正是翻譯學服務教育國際傳播的關鍵。

教育國際傳播的使命，在于讓中國教育與世界教育“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在“兩個大局”的時代背景下，教育國際傳播正迎來大有可為的時刻。發展好這項事業，需要緊密圍繞“兩個大局”的拓展內涵，明確任務，確定方向，建立體系，培養專門人才，扎實推進。建設教育強國需要強有力的教育國際傳播來支撐。（作者 姜鋒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原黨委書記，現任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理事長）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