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與書有著血肉相連的關系，俗稱教師為“教書先生”不無道理。做教師的教書、愛書、看書、買書、寫書、藏書，便有了對書房的企盼。我便是一個一直有著書房情結的農村教師。余秋雨說得好：“一個文人的其他生活環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其實，書房不只是個人的精神巢穴、生活禪床，我的書房夢實現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歷史見證和溫暖記憶。

1950年3月，新中國誕生的禮炮剛剛響過，13足歲的我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因為有初中半年的文化水平，還居然在部隊當上了“文化教員”，為戰士“掃盲”。后來，因病轉業到地方，當了一名小學教師。從此，我一直在紹興縣農村小學教語文。當時，宿舍就在學校里，校舍又多是祠堂庵廟，能有一個鋪位就相當不錯了。在無法奢求書房的生存環境里，我在床邊的桌子上，用包上紙的磚頭作柱，上擱一塊木板，便是我心儀的書架。以后我又用廢棄的木條、木板，釘了個更像樣的書架，似乎就是“升級版”了。

1962年我結婚了，有了一個單人寢室和一個舊的四層書架，能把所有的書都排列起來，真是不勝欣喜。我一直為初師兩年的學歷而自慚，就逐年購得了自以為是大學中文系的一些教材，抓緊自學。沒有別的目的，我只想成為一個優秀教師。于是，一些教育夢想的種子也悄悄地融進了書本中的字里行間，只等陽光一照耀就能發芽。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領導要我們把所謂“封、資、修”的書統統上繳一律封存。這樣，剩下的書不上20本，“書房夢”也就成了奢望。

個人的命運總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地維系在一起，十一屆三中全會引領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的那些被封存的書回來了，書架劫后重生也更添風姿。我這個背負所謂“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白專道路”的反動知識分子，從被批判挨整的地位變成了分管教學的錢清區校副校長，之后，還兼任了浙江省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副會長、省九年義務教育小學語文教材編委會副主編等。在提高小學教育普及率的戰斗中，如何提升當時以民辦教師為主的師資隊伍素質，成為當務之急。我便從抓“教材教法過關”入手，讓教師懂得“教什么”（教材）和“怎么教”（教法）。我的書架可派上了大用場，翻檢小學各科教材教法研究的藏書，找尋有效而又簡捷、好聽而又實用的講課思路。晨曉深夜、青燈長卷，我忙碌在書架之前和案桌之上。

1983年，好不容易分到了40平方米左右的一處住房。雖然居住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但一家五口住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有獨立的書房。所幸這住宅有一個向北的后陽臺，我便裝窗封閉，勉強放下了一個書架和一張小小的寫字臺。我為終于有了可以獨處的書房而欣喜萬分！出于文人的積習，便想給書房起個名，坐在包裝箱上，我忽然想到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的一句話：“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室小僅能容膝易于安身足矣，便欣然命名“容膝齋”，自己書寫后刻在一方木板上，掛于書架上方，真有說不出的得意。在步入市場經濟不免世事紛擾、人心浮躁的歲月里，人們都在尋找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精神家園不在大小而在有無，有“容膝齋”可供目耕心織、起早熬夜，余愿已足，夫復何求。

以后，子女長大立業，家居人口越來越少，而住房卻越來越大。盛世重才，我有幸成為特級教師，市、縣的專業拔尖人才。獨立的、真正的書房不但有了，而且越來越像樣。我的好幾本專著都以“容膝齋”為封面背景，引起了一位遠方朋友的質疑：如此氣派的書房，簡直有點兒豪華，為什么還稱“容膝齋”？確實，生活變了，條件好了，物態的“容膝齋”已成過去，但心靈的“容膝齋”卻不可拋棄。因為，室僅容膝而足以安貧樂業的精神，已成為我的生命定格。著名作家何滿子先生曾經說過：“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折兌一下，也可說文人之不同，各如其書齋。”在早已是不僅“容膝”的寬敞明亮的書房里，我一直得以自勉的是永遠的“容膝”精神。退休以后，我接受紹興縣教師進修學校、紹興市教師進修學校、魯迅小學、義烏市藝術學校等的聘請，出任顧問、名師研修班導師等，依然守望著事關國家榮辱、民族興衰的教育，這是我的畢生信念。退休給我以更開闊的空間：或耕耘桃李，以老馬識途的體驗，啟迪培養一茬又一茬的年輕夫子；或文海放舟，以長年之積淀，梳理成一篇又一篇的經驗，一本又一本的論著，展示生命獨有的才情去駕馭風帆，駛達曾經魂牽夢繞的理想港灣。退休后的25年里，我為紹興縣培養的名師達110余名，其中已有十來人成了特級教師或中學高級教師；為市名師班所帶的結業學員也多達300余人；我先后在7所學校任顧問；正式出版的專著已達172本，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的研究文章有1500余篇……2009年初我被評選為“2008感動柯橋——紹興縣最具影響力人物”，獲得“教育功臣”稱號，在殊榮面前不勝惶恐。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小學語文教師，生活并未特別垂青于我。我能收獲從事語文教學實踐、研究的無限樂趣，源于我播種了對中國語文教育事業的不滅的信念。我之所以能夠擁有這樣的信念，又源于我把握了語文教師專業成長之道，而且有了一方養育之地——書房“容膝齋”。這樣，也就有了我的個性化“耕耘”方式，即教師的“舌耕”（上課）、“目耕”（讀書）和“筆耕”（寫作），三者并舉，互補互促，自然會相得益彰，其樂融融而不已。

戲稱教師為“三耕族”，可謂名符其實。當教師，主業自然是課堂上的“舌耕”不斷，但要“舌耕”卓有成效，談何容易，最要緊的當數以“目耕”養足底氣，認真讀書，博覽廣識，方有學問；又要以“筆耕”反思教學，記錄經驗，抒發胸臆，遂成師道。如果說語文教學是一枝欣欣向榮的花木，那么，“舌耕”是它的“本”，“目耕”是它的“根”，而“筆耕”則是開出的“花”和結出的“果”。這都離不開“書房”這一方沃土。有人因此認定了教師專業之勞累，但有人卻據此品味出教師工作之優雅；當然，也有人借此體會到教師生涯之快樂。坐擁“容膝齋”，無冕亦稱王！我對“三耕族”這一雅號，非常得意，欣喜之余，便以唐代詩人劉禹錫的名作《陋室銘》為范，仿寫了三段杜撰文字，為“三耕族”作三銘，與教育界同仁共享，尤其要寄意于雄姿英發、后來居上的廣大年輕夫子，希望在這里體悟語文專業成長之真諦。

    “舌耕”銘

    位不在高，啟蒙為尊；酬不在豐，百年樹人。斯是教壇，擔當神圣。學而不顯厭，誨人不知倦。專業本朝陽，一心為明天。可以訴宏志，抒才情。去利祿之爭斗，除名位之浮沉。師生如摯友，童心養天年。在下云：何累之有！

    “目耕”銘

    知不在高，多讀養心；身不在富，有書就成。斯是教業，博識為本。目織億萬里，神交五千年。哲思紙上得，學識讀中生。可以會先圣，交今賢。無邪說之亂耳，少蠅利之熏心。后生得呵護，薪火賴承傳。在下云：何勞之有！

    “筆耕”銘

    才不在高，有勤則靈；識不在玄，有誠就行。斯是斗室，唯我獨耕。筆馳云霄上，腳踏大地行。一句三思得，樂從心底生。可以品韻味，抒性情。無是非之亂耳，少應酬之勞頓。胸臆得宣泄，精神獲飛升。在下云：何苦之有！

語文教師像螞蟻一樣勞作，但可以如蝴蝶一般生活。在“容膝齋”我信奉“舌耕”“目耕”“筆耕”并舉，為“舌耕”準備講稿，在“目耕”中熏陶書香，以“筆耕”敘事抒情，恰如“金風玉露一相逢”，“無光云影共徘徊”。

撫今思昔，我的命運和情感選擇，似乎一直和我的“書房夢”“教育夢”一并起起落落地游走在大時代的躁動與機遇之中，見證著我60多年語文教育生命之旅的發展歷程。從個人的有夢到圓夢，從“書房夢”“教育夢”“名師夢”的播種到在陽光雨露下發芽拔節、開花結果，從國家的和平崛起到和諧社會……似乎都可歸于一個普世的話題，只是向善的人性使然。

（作者系語文特級教師）

《中國教育報》2019年06月03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