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法學是新聞傳播學與法學交叉融合形成的新興學科，其涵蓋了互聯網信息內容治理、傳媒侵權、傳媒知識產權、網絡和信息法等細分領域，旨在培養兼具法律和信息傳播知識與技能的復合型人才。

在傳統的學科架構中，新聞傳播學與法學的交集并不明顯，學科之間的交流甚少。然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賦能下的信息傳播重構了公共空間的基本格局，人類生活的重心也逐漸從線下轉移至線上。社會信息體量自此被無限放大，開放、互聯、互通的網絡信息在指數倍增長的過程中，開始逐漸引發出隱私泄露、網絡暴力、數據安全等問題，數字信息傳播亟待秩序化、規范化。為此，需要加快傳媒領域，尤其是數字傳播領域的立法立規步伐，同時培養信息傳播規制等細分領域的專業人才，推動傳播的法治化進程。

文化法學聚焦文化現象背后的法律規制問題，而文化的呈現則需要依靠傳播。因此，傳播是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具體過程，傳播所涉及的諸多法律現象和司法實踐實質上也是文化法學的核心內容之一。雖然傳播法學只是文化法學的組成部分，但其卻是文化法學學科建設的重要環節。黨的二十大報告在談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時，列舉了一系列文化發展中的制度構建規劃，如“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等，這些內容均與信息傳播存在著密切聯系。由此觀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離不開制度建設，而文化法治的關鍵則在于傳播過程和傳播行為的規范。

近年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規章的出臺和修訂，我國信息傳播領域的法規體系日趨規范。然而，日新月異的傳播環境和層出不窮的傳播問題依舊牽制著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加快推進傳播法學學科建設重要且緊迫。

當前，傳播法學在學科建設上依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首先是學科邊界模糊。作為交叉學科，傳播法學尚未厘清新聞傳播與法學的融合邊界，學科建設究竟是以新聞傳播為中心，還是以法學為中心，各高校對此見解各不相同。教研實踐中，亦時常會發生多學科內容機械化堆砌、學術研究對象界限不清等問題。其次是學科建設體系化程度不足。雖然呼吁加強傳播法學學科建設的學者群體日益擴大，但當前傳播法學仍處于新聞傳播學與法學的邊緣地帶，其主體性尚未凸顯。

具體而言，一是學科設置院校不多，且主要集中在政法類院校；二是傳播法學的專門教材較少，除直接選用新聞傳播或法學的教材外，各大院校在教輔資料的選擇空間上頗為狹窄；三是學科結構單一，辦學模式、培養方案大多與法學趨同，傳播法學自身特色尚未充分凸顯。

在“新文科”建設的宏觀背景下，傳播法學應緊密圍繞文化法學學科建設的核心目標和實際需求，結合“新文科”“新法科”建設要旨，從以下兩個方面進一步推動學科建設：

一是明確學科邊界。作為文化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播法學學科建設的邊界在于文化中的信息傳播與法學，其教研對象是傳播，但教研的落腳點卻是法學。因此，應該在厘清傳播與文化之間關系的基礎上，從助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法治化進程的角度切入，進一步明晰傳媒領域的立法、司法、行政研究界限，劃定學科的教學研究范圍。

二是構建自主的教學研究體系。傳播法學雖是交叉學科，但其在理論研究和教育教學方面同樣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特色。針對當前學科體系化程度不足的現狀，一方面應深化教學培養體系建設，構建具有學科特色的培養體系、教材體系、教學體系；另一方面還需強化傳播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構筑自主的學科研究體系。

文化強國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前提，文化的法治化、規范化發展則是文化強國的根本保障。面對信息時代紛繁復雜的傳播業態，如何從信息傳輸的角度審視和規范文化現象，借由傳媒法治化推動文化法治化進程，是新時代傳播法學學科建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傳播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中國教育報》2023年06月12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