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謝維和在《提問的力量》一文中，詮釋了人工智能時代“提問”的重要性，讓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經常和中小學教師討論的問題：如何讓學生特別是幼兒園和小學階段的孩子從愛提問、敢提問到能堅持提問、會提問，保護他們的提問熱情和勇氣？在人工智能時代，保護“提問”可能比在課堂教學中應用人工智能更重要。

　　然而，我們不得不正視這樣一個現實：隨著年齡增長，不少孩子正從愛提問的“好奇寶寶”變得不敢問、不想問、懶得問，最后變成了提不出問題、沒有問題。不乏大學教授感到惋惜：大學生提不出好問題。而在小學，學生平均每天的提問次數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呈現銳減趨勢，有教師統計的是從15次銳減至2次。雖然可能因為學生們在學習中減少了“未知”、增加了“已知”，但提問數量的衰減曲線更可能意味著思維活力的“心電圖曲線”逐漸歸于平直。

　　為何孩子不再愛提問？這值得每一位教師和家長深省。

　　我們有必要反思面對孩子提問時的態度和回應方式。大人的態度往往直接影響孩子發問的積極性，當孩子提出問題，大人給予敷衍的回答甚至拒絕回答，比如用這些我們曾經熟悉的話語回應孩子，“問這么多做什么”“這個問題太簡單了”“怎么還問？別問了”“讓大人安靜一會兒”“這個問題你以后自然就知道了”“我忙著呢，自己玩去吧”等等。更有甚者，有的孩子提問太多，被家長或教師認為是添亂、搗亂，愛追問的學生甚至可能被認為是挑戰教師……這些不當的回應，正是澆滅孩子提問熱情的冷水。

　　我們有必要反思自己對提問的重要性認知還遠遠不夠。《禮記·學記》中對生問師答、教學相長以“撞鐘”為喻進行了形象闡釋，強調“善問者如攻堅木”“善答問者如撞鐘”的“進學之道”；蘇格拉底認為問題是幫助思想誕生的“接生婆”；愛因斯坦認為提問是科學探索的起點，“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陶行知更將“每事問”視為創造發明的起點。

　　在AI時代，提問能力的差異直接導致信息獲取質量的巨大差異。同樣的工具，會提問的人能得到更精準、更有價值的結果。提問能力是人類區別于機器、保持創造力和探索精神的關鍵，越是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提問越重要。推進教育數字化，絕不能忽視學生提問能力的保護與培養。

　　教育是“耐得煩”的事業，面對愛提問的學生，耐得煩、善回應，是教師的一項重要基本功。面對一個總是愛問“十萬個為什么”的孩子，家長不要不耐煩，教師更不能不耐煩。個別教師和家長，回答不出來問題，就“顧左右而言他”；有的教師和家長不耐煩回答自認為太簡單的問題，有的教師和家長不耐煩回答自認為愚蠢的問題。種種教育中的“不耐煩”足以消磨掉學生提問的愿望和熱情。

　　學生提得好的問題應該得到鼓勵，提得不好的問題也應該得到鼓勵，教師和家長尤其不能嘲笑孩子提出的幼稚或看似愚蠢的問題。歷史上，荒誕的“愚蠢問題”往往能觸發最驚艷的創造。回看我們今天對天空的探究，杞人憂天還可笑嗎？

　　要鼓勵學生追問到底的學習態度，讓學生敢于提問，就要有師生之間的“容錯默契”——讓每個看似笨拙的提問都能獲得真誠的回應。“不學不成，不問不知。”從不會提問到會提問、從提出淺顯的問題到提出深奧的問題，在大人的鼓勵下，孩子會在提問中獲得知識進步和思維成長。

　　提問是課堂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培養學生思維的重要途徑。但很遺憾，在不少中小學特別是小學課堂上，“師問生答”還停留在考查知識掌握情況的層面，“生問師答”則常流于應付，并未能引導學生思維的深入發展。甚至有的教師依然認為花時間去回答學生提出的教師意料（預設）之外的問題，影響課堂進度和效率。所幸一些學校正在探索改變，如中國人民大學附屬小學曾經倡導“四聲課堂”，其中之一“質疑聲”就是鼓勵學生勇于提問；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學校將課桌擺成六邊形，方便學生們提出問題、相互討論。

　　在人類認知進化的長河中，每個提問都曾經是稚嫩的漂流瓶，投向未知的彼岸。保護“提問”，就是守護人類與生俱來的探索精神，就是在AI時代保持人類的獨特性和創造性。保護“提問”，需要家長、學校共同作為。在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建設中，要倡導保護“提問”的寬容教育生態。教師要鼓勵學生提問，鼓勵批判性思維；家庭也要給孩子奇思妙想的時間和空間，耐心面對孩子提出的各種各樣問題。

　　（作者系本報編審）

《中國教育報》2025年06月09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