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事業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據了解，于敏院士已經病了許久，一直住在醫院，此前曾下過幾次病危通知。這一次，他最終還是離開了我們。

“國之棟梁”“共和國的英雄”“中國人的脊梁”……網友們在緬懷與致敬里，又一次回顧起這位科學家默默無聞而又轟轟烈烈的一生。于敏，這個曾經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種精神的代名詞。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當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這個名字時，它成了一個永垂不朽的豐碑。

驚聞于敏院士逝世，與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杜祥琬院士悲痛萬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達了一種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共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這種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這種精神能夠不斷傳承下去。”

1.“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于敏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度過的，他曾說“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深刻的慘痛的印象”。此后，于敏考取北京大學，并于1949年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看中，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現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研究中不斷取得突破，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的理論研究要暫停了。這一天，錢三強找于敏談話，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應是不解，因為他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制氫彈這種大系統科學工程。而且，他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的腦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國奴的屈辱生活”。

“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于敏后來解釋。

當時，年幼的新中國正遭受核訛詐、核威懾，美國等核大國多次威脅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20世紀50年代，美國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顆氫彈，其威力相當于1945年在日本廣島爆炸的原子彈的數百倍。更大的威力，意味著更大的核威脅。中國要反氫彈，必須得有自己的氫彈。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而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這是于敏當時的心境。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自此開始隱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中國的核武器科技事業。

2.“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國際上的戰略核武器都是氫彈，氫彈的設計遠比原子彈復雜，而且核大國對氫彈技術絕對保密。對于于敏而言，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

于敏帶領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員組成的氫彈預研小組，從基本物理學原理出發，憑借一張桌子、一把計算尺、一塊黑板、一臺簡易的104型電子管計算機和自強不息的信念，經過四年的不懈努力，不僅解決了大量基礎課題研究問題，而且還探索出設計氫彈的途徑，編制了計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關模型，為氫彈原理探索奠定了堅實基礎。

為了加快氫彈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上海利用華東計算所J501計算機對加強型原子彈模型進行優化計算。在上海的“百日會戰”里，于敏帶領同事們發現了熱核材料充分燃燒的本質和關鍵所在，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到結構基本完整的中國氫彈理論設計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

試驗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并沒有在現場，而是守候在北京的電話旁。勝利的消息傳來，于敏很平靜，“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中國閃電般的進步，神話般不可思議。”西方科學家評論。

突破氫彈后，于敏帶領團隊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彈技術，為我國核武器發展戰略和國防高技術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當于敏的工作解密后，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3.“氫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數十年默默無聞，于敏卻怡然自得。他喜歡諸葛亮，喜歡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更是將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奉為圭臬。這個內向又安靜的科學家，對“寧靜”有著自己的理解：“所謂寧靜，對一個科學家而言，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格的科學精神。”

于敏始終守著一片“寧靜”，大聲說出自己的良知。他曾在“文革”期間遭受錯誤批判，“如果我說假話，我可以輕松過關，但我經受不了歷史和真理的考驗。”

與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鄧稼先曾說：“于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因此，遇到爭論，鄧稼先常會說：“我相信老于的。”

這份“寧靜”，讓于敏的身影顯得更偉岸。當國家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時，于敏說這是集體的功勞。當人們把“氫彈之父”的稱號送給他時，他直言這種稱呼不科學：“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于敏未曾出國留學，自言是“道地的國產”。但他對自己的學生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開闊視野。因此，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但有一個條件——“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于敏曾對身邊人說，不要計較有名無名，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正如他73歲那年在一首題為《抒懷》的七言律詩中想表達的那樣，即使“身為一葉無輕重”，也要“愿將一生獻宏謀”。

這種胸懷與情懷，怎能不讓人欽佩。周光召院士稱他“畢生奉獻、學界楷模”，陳能寬院士稱他“敬業奉獻、風高范遠”。

此刻，當我們再次回顧于敏為國家“獻宏謀”的一生，再好的辭藻也無法完全道出這個名字背后的意義。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謝謝您，佑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