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的讀寫能力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文字讀寫能力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主要封閉在宗教、商業、政府、科學等工具的和專家的用途之中。英國學者霍加特認為，隨著大眾期刊的出現，文字讀寫能力出現了服務大眾娛樂需求的用途。隨著雜志、廣告、電視、數字化媒介等多模態交流方式的凸顯，隨著經濟全球化對全球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的推進，提高媒介讀寫能力進入議程。進入Web2.0時代，“只讀”變成“讀寫”，“寫作”與“閱讀”一樣普遍，媒介讀寫能力不足以描述私人化數字讀寫的復雜性，大眾數字讀寫能力的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引發關注。

大眾數字讀寫的熱情與“DIY文化”（DIY是“Do It Yourself”的英文縮寫，意思是“自己動手”）合流，抖、秀、播、拍、聊、贊、轉等數字讀寫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蔚為壯觀，龐大生產消費者(prosumer)群體井噴式發展，青少年則是主要參與主體。數字讀寫文化的積極作用有三：一是為青少年提供了表達和社交的機會；二是豐富了青少年的文化生活；三是發展了青少年的數字文化素養。樂觀主義者甚至認為，數字讀寫文化體現了新價值觀、新知識和新型社會關系，以數字讀寫能力為核心的創意產業將掀起一個新的“漫長的世紀”。經濟學家拜因霍克認為，基于“無標度”的復雜體系，消費者聯合起來，“大家動手”（DIWO）將是未來財富的起源。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科學認識當前大眾數字讀寫文化，有幾個問題需要反思：一是對照“做大做強主流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力量和輿論支持”這一目標，當前娛樂化的數字讀寫文化是否達到了要求。二是當前眾聲喧嘩、嘔啞嘲哳的大眾數字讀寫文化狀態，到底有多少經濟潛力和創造力硬核。三是私人化的端對端數字讀寫文化，是否會導致網絡社群的審美趣味不斷分化、社會參與熱情度降低，形成美國學者帕特南所謂的“網絡巴爾干化”和“獨自打保齡球”化。四是當前數量龐大、聲勢浩大的數字讀寫文化，是不是年輕人真正自覺自主的文化，是不是他們創造的最好的文化、最需要的文化。青少年是網絡文化的主體，互聯網是他們自我表達、自主創造的新天地，但任何文化都需要在引領和培育中生長，年輕人熱衷的數字讀寫文化也需要與先進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根葉相簇、呼吸相通。年輕人如何讀寫、讀寫什么、讀寫的審美標準何為？這些問題需要引導。

我們要把數字文化素養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

現在，消費者數字化正在倒逼生產者數字化，學校教育正在把媒介和數字素養列入學生的能力框架。數字素養是對媒介和信息素養的新發展。數字素養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作為生存技術的素養，包括數字信息理解、數字環境交流、數字工具使用、數字安全意識等；另一方面是作為文化實踐的素養，包括基于數字工具的自我表達能力、高雅的數字文化品位、健康的數字社群關系等。數字文化素養培養的目的是，把青少年培育成健康的文化實踐主體。

數字讀寫文化素養培養可以與國家的相關教育行動相結合。2018年，教育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加強中小學影視教育的指導意見》指出，把影視教育作為中小學德育、美育等工作的重要內容，納入學校教育教學計劃，與學科教學內容有機融合。數字讀寫文化的引導可以和影視教育相結合進行。

社交媒體的數字讀寫文化要建立導向機制。

一是實施專門化的數字講述活動。數字講述是指上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以工作坊為基礎的文化實踐，旨在教會人們使用數字媒體制作短視頻以講述自己的生活。這項運動在國外已經成為一種公共部門倡導的事業，全球很多國家建立了數字故事中心的門戶網站，有社群交流分享的“數字故事圈”。我國的數字講述還只局限于教育教學領域，我們應調動各方面力量把數字講述介入網絡文化領域，用以引導大眾數字讀寫文化。

二是網絡平臺和媒體精英擔起社會責任。網絡平臺和媒體精英在獲益于互聯網的同時，還要積極回饋互聯網，發揮數字讀寫文化職業生產內容（OGC）和專業生產內容（PGC）的引領作用。

三是形成道義化契約。引導青少年樹立數字讀寫的版權意識，借鑒美國學者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中提出的“網絡道義經濟”思想，通過技術手段形成一種服務于知識共享的契約文化、道德文化，優化數字讀寫文化的生態性發展。

四是建立制度化底線。數字讀寫文化也要建管結合，發揮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協會的制約作用。如2019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的《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化保障。

全力推進數字讀寫文化的學術議程。

相對于數字樂觀主義，數字文化研究學者特納、洛文克等從商業操縱角度，特拉諾娃、安居杰維克等從數字勞動角度對數字民主迷思進行批判。特納認為，“數字講述運動”是一種積極文化實踐，它說明學術工作如何開發人們真正需要的能力。哈特利和麥克威廉《故事圈：全世界的數字講述》一書描述了世界范圍內的數字講述實踐，但新媒體環境下的相關研究還不夠深入。

西方學者把全民讀寫能力作為一種“具有推動力的社會技術”，本質上是強調一種文化政治實踐，有其意識形態特點。中國的數字文化實踐和研究，需要立足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立足于中國夢實現的偉大目標，立足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立足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立足于中國互聯網的健康發展，形成“網上網下同心圓”。

數字讀寫文化與互聯網的“下半場”，具有一致的研究議程。互聯網的“下半場”一方面要平臺化、移動化、智能化深入發展，一方面還要反思和解決“上半場”暴露出的問題。一是改變網絡文化的娛樂化、商業化功能脫嵌狀態，守護文化的真正功能、復合功能。二是打破“泛用戶中心主義”和數字民主的迷思，使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服務于具有文化自覺、文化自主、文化自信、文化創造素質的人的發展，而不是服務于商品化的、消費化的、異化的人的規訓。三是要廓清創意文化的邊界，使“人人參與”和“大眾意義創造”的非物質勞動，形成有時代價值的“硬核”。

（作者系吉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本文系2018年度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網絡文化專項重點委托項目]“吉林省和吉林省涉東北亞網絡輿情與管控研究”[2018W5]成果）

《中國教育報》2019年03月2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