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要靠人才，人才之興在教育。所以，鄉村振興的關鍵在鄉村教育振興。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中國還有很多縣，尤其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縣財政，需要依靠上級轉移支付保障正常運轉。與此同時，依靠縣本級財政發放工資的職業群體中，教師占到1/2強。再與國家“義務教育階段投入以縣為主”的體制疊加，教育成為縣域發展中最主要的財政支出。縣本級財力不足，成為鄉村教育振興乏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是否財力不足，鄉村教育振興就必然乏力？通過對瀘溪教育發展經驗的梳理，我們得出啟示：鄉村教育振興，需要錢的支撐，但最為關鍵的因素在“人”。

啟示一：

抓教育，就是抓所有

“抓教育，就是抓所有。”寥寥8個字，是瀘溪數任黨政班子經歷多方思索后，為“發展是第一要務”找到的最切合縣情的工作思路。

瀘溪地處云貴高原東端、武陵山南脈，為國家武陵山片區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之一，也是湖南11個深度貧困縣之一。

“11個縣中，我們曾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該縣副縣長尚遠道說，直到2015年，瀘溪的貧困發生率仍然高達35.69%。

摘掉貧困帽，實現穩定脫貧，一直是這個少數民族聚集的山區縣幾十萬民眾多年來共有的夢想。

農業成為助力脫貧攻堅的首選項。“八大產業基地，八大特色品牌”實現了瀘溪農業質量和效益雙提升。但“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莊園”的地理特質，讓瀘溪農業走向更大規模產業化發展時，遇到了繞不開的天然瓶頸。

那么工業呢？作為湘西州的老工業基地，在經歷轉型陣痛、加速換擋后，瀘溪工業經濟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在2017年達到40.3%，上繳稅收1.4億元，占當年全縣稅收總數的1/4強。不過，再與同年份全縣超過26億元的公共財政支出相比，依靠工業實現收支平衡，瀘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由于地處深山，瀘溪還有明顯的區位弱勢。瓶頸無法突破，當下的脫貧摘帽、未來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層樓”，難度都不小。

“這些年，我們通過大辦教育嘗到了甜頭。”縣委書記杜曉勇與他的同事們，在理解教育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上，想法逐漸統一。

教育是培養人才的事業，人才是鄉村振興的關鍵要素。站在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觀察，教育是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

抓教育，就是促發展；抓教育，就是惠民生；抓教育，就是保就業；抓教育，就是抓所有。

然而，共識達成的背后，并非一帆風順。縣委、縣政府一屆任期不過5年，而教育面廣、人多，投入大、見效慢，想從教育發展中要政績，多半面對的會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以幾年前籌建思源九年一貫制學校為例，按當時物價算，地價與建設投入預算共計3億元。但如果學校只建30畝，把周邊108畝地賣掉，財政凈收入就有好幾個億。“一進一出，假如看重短期政績，多半會選擇賣地。”杜曉勇說，自己不是沒有動過這個念頭。但在現場踩點、看到周邊正在建設中和已經規劃好的多個居民小區后，“我發現，如果真的只用30畝地來建學校，再過幾年，大班額問題將會再次出現，入學需求和學位不足間的矛盾會更加尖銳。”

如何抉擇？即便是杜曉勇，內心也矛盾糾結。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是包括杜曉勇在內數任黨政班子的共識。而正是因為有著“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的事業觀，最終促成了瀘溪“教育立縣”發展觀的形成。

只是，為什么會選中教育？“甜頭”在哪里？

“如果不是老師關愛，如果沒有接受教育，怎么會有今天的我？”杜曉勇說，自己曾是一名依靠教育擺脫貧困、改變命運的“鄉里娃”。深度貧困縣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穩定脫貧，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在瀘溪，教育是“一號工程”。

另一方面，脫貧只是“發展是第一要務”初級階段的目標，未來還有小康、中等富裕等階段目標等待實現。實現縣域經濟社會穩定、健康、全面、可持續發展，還有比教育更合適的內驅力嗎？瀘溪選定教育為“一號工程”，并以“教育立縣”，深層邏輯當在于此。

近些年瀘溪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也在不斷印證著這種邏輯的正確性。

貧困發生率從2015年的35.69%降至2018年的4.75%，獲評“全國返鄉農民工創業示范縣”、全國平安縣，畢業生100%就業……用該縣政法委書記李夢濤的話說，是“主要得益于教育對人口素質的全面提升”。

“一號工程”必須優先保障、優先發展，但優先絕不等于寅吃卯糧。優先當以尊重縣情為前提，做到合理規劃、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我在瀘溪工作了14年，見證參與了14年的開年議教會。”在瀘溪縣縣長向恒林的記憶中，瀘溪很少集中、大規模建學校，基本保持著每兩到三年城區新建一所學校的節奏。對于鄉村校，則是全縣統一布局，根據人口規模、生源規模來維修、改建。

啟示二：

建立高效能基層治理體系

當基教股長3年，謝永良用8個字概括這3年的工作——規劃、管理、指導、評價。3年里，僅經他手的基層調研就有村小管理、幼兒園建設、大班額化解、控輟保學、義務教育現階段新情況等近10個。“勤調研，細規劃，用數據看教育，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謝永良如此解讀他每一次下校調研的意義。

督導室主任張賢彪，手頭的主要工作有四大塊：督政、督學、教育教學質量監測及教育工作督察。一月一預案、一月一督察、一月一通報，張賢彪笑說，自己“不是在督察，就是在去督察的路上”。

……

作為中國最為基層的管理崗位，股室長工作積極性能否調動起來，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這一塊工作能否真正在基層得到落實。基層治理能否出實效，關鍵在基層干部。

在瀘溪，我們看到了一支高效運轉、累得像陀螺、樂得有滋味的基層干部隊伍。這支隊伍屬于教體局，目前的人員構成為1名局長、2名副局長、1名主任督學、24名股室長，再加工作人員共計80余人。他們負責管理全縣175所學校、近3000名教師、3.5萬名左右學生。

怎么做到的？

先看一份寫于2015年的競聘演講。演講者名叫譚子好，競聘崗位是縣教體局局長。

“如何辦好瀘溪教育？對于這個考題，我已經思考了28年。”

“教育是瀘溪的品牌，新形勢下如何把瀘溪教育辦得更好？我認為，應當圍繞‘一個目標’，突出‘四個重點’。”

“如果大家信任我，選擇我當局長，我將努力把孩子們培養成‘四有’新人。用一句俗話說，就是‘送我一塊毛鐵，還你一塊精鋼’！”

……

有情懷、有思路、有追求、懂業務、敢擔當，這是譚子好競聘時給眾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這正暗合了我國選拔基層領導干部的用人標準。其后，譚子好上任，在教育系統內開展人事大調整時，也基本遵循了這些標準。

在高效能的治理體系中，中層隊伍建設一直是重要一環。瀘溪教育的全面發展，很大程度上與該縣高度重視從教體局局長到學校主任這一支“中層隊伍”的建設密切相關。

但僅僅有隊伍還不夠，接下來就是要讓這支隊伍在管理過程中落實好科學民主決策、依法依規治教。

“現實中，很多教育問題難以突破，一方面是體制內缺少相應的文件、機制，另一方面是管理者不擅長運用法律法規來推進工作。”譚子好為記者提供了一份樣本。

這份樣本聚焦《中共瀘溪縣委瀘溪縣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推進教育事業優先發展的決定》的出臺。此份《決定》出臺前，花費近4個月時間充分征求各方意見，力求做到科學民主決策。向縣委、縣政府正式提交的方案中，有數條存在不同看法，但教體局依然堅持。原因在于，諸如“教師待遇不低于公務員”，必須要細化成相關條款，并以文件形式確定下來，“這樣在實踐中才有可操作性，教體局為教師爭取相應待遇才有規可依”。

在多位采訪對象的描述中，譚子好個性剛強、敢于直言、敢于抗爭。但其實譚子好只是始終堅持依法依規治教。用制度管人，讓每一個人都清楚自己的權責所在、績效所在，讓每一次權力運行都遵從法律法規，如此方能建起一支“有為又有位”的基層教育干部隊伍。

啟示三：

辦教育當實事求是有定力

2007年，面對越來越多“鄉村教師不安心，紛紛打報告申請進城”問題，瀘溪開始探索解決之道。第一步，先給鄉村教師提待遇，為他們發放鄉村教師崗位津貼。

“爭議很大。”向恒林當時的職務是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參與并見證了這一創新之舉的落地實施。爭議的焦點之一是，為什么只給鄉村教師發。不過，雖然爭議不小，瀘溪還是在兩年后出臺了政策，由縣財政支持，為鄉村教師發放崗位津貼。

如果從基層求穩思路出發，如此有爭議的事情很有可能會不了了之。但瀘溪不僅做了，還一直堅持到現在，并且實現了崗位津貼發放標準的逐年提升，2019年最偏遠地區村小教師每月的崗位津貼已達到1400元。

為什么堅持？“因為我們認為那是對的方向。”作為決策者之一，向恒林說，這是當時黨委、政府班子的集體研判。

瀘溪為鄉村教師發放崗位津貼的消息報到教育部后，引起部里高度重視，教育部當即選擇在全國40多個貧困縣推廣。此后不久的2013年，湖南出臺《關于對武陵山片區鄉村基層教育衛生人才發展提供重點支持的若干意見》，以文件形式從省級層面全面落實鄉村教師津補貼制度。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為鄉村教師發放津補貼，開始在全國推行。

從縣到省再到中央，有關鄉村教師崗位津貼政策的出臺，對瀘溪無疑是莫大的鼓勵。當年決策過程中的種種心路歷程，慢慢在該縣黨委、政府班子里積淀為一種定力——把握方向不迷茫，咬定目標不放松，艱難困苦不動搖，真抓實干不折騰，奮力拼搏不懈怠，與時俱進不落后。

于是，當一個個新問題浮現，瀘溪人憑著這份定力，一次次選擇了他們認為“對的方向”——廉租房建進校園解決鄉村教師住房難問題；只在三中、五中等大校建禁毒室，而不是按照文件要求每校都建；根據實情將“青年教師必須要有三年支教經歷才能評職稱”改為“先評再補后聘”，且支教、送教都算……

一個個創新之舉，解決了一道道難題，疊加而來，便匯聚成瀘溪教育改革。如今，用2019年的眼光回望當年，不少創新之舉，或是游走在政策邊緣，或是“第一個吃螃蟹”。如果決策者沒有勇氣、不敢擔當、不愿作為，如何能有“摸著石頭過河——踩穩一步，再邁一步”的瀘溪教育改革？

回望的同時，我們還發現了另一特點——上級政策到了瀘溪，常常會經歷一個本地化過程。

以湖南的“省長工程”芙蓉學校建設為例。這是湖南從2017年開始實施的，由省長許達哲親自掛帥，第一批在全省41個貧困縣建設40多所芙蓉學校，省財政給予每個縣3000萬元資金支持，以推動貧困地區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的重大項目。

在省里統一建設標準的要求中，房子要建成“裝配式”的，如按這個標準，每平方米造價達3300元；先期預算中，“全過程咨詢費”按照總造價的5%—9%收取。“‘裝配式’不符合我們的地理條件，應該搞‘傳統式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全過程咨詢費’我們當地只需230萬元左右。”分管項目建設的主任督學左力華，特意在瀘溪和周邊縣做了調研。

“如果按照我們的提議，至少可以省下2300萬元，在我們這兒，又可以建一所新學校了。”譚子好和左力華向省教育廳匯報了相關情況。廳里高度重視，在向省住建廳核實后，答復說，可以不按之前模式操作，建議根據瀘溪實際情況辦理。

“政策瀘溪化，是我們多年來堅持實事求是辦教育，必然會出現的結果。”譚子好說，這種實事求是，當以充分把握客觀縣情為基礎，以全面研透政策為關鍵，以學習借鑒外地經驗為輔助，以務實進取、真抓實干為態度。

如今，站在新的歷史時期，32萬瀘溪人對教育有了新認識——教育是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不重視教育的地方，必然是沒有希望的地方。

對教育特殊重視，是一個中部省份山區縣、貧困縣，在謀劃本縣經濟社會發展大計時作出的戰略選擇。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有2800多個縣，無論是深度貧困縣，還是經濟百強縣，都面臨各自的“發展之困”。有的本就先天條件不足，有的區位優勢越來越不明顯，有的在耗盡自然資源后找不到轉型之路……究竟什么，能助力每一個縣走出各自“發展之困”？

答案是，教育。

本報記者 李倫娥 陽錫葉 賴斯捷 通訊員 李茂林 倪正松 李常

《中國教育報》2019年10月1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