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草案》）發布，引發了社會強烈關注和廣泛熱議，認真學習《草案》可以明顯感受到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新時代氣息撲面而來，新精神在多條目體現，新思想在多處閃耀。

第一，加強了黨對職業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草案》提出“公辦職業學校實行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將中等職業學校、專科職業高等學校和本科職業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統一化，中等職業學校一直實行的“校長負責制”將成為歷史。這是黨的十九大精神“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思想在職業教育領域具體化的實際表現。

第二，凸顯了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地位。將“職業教育體系”作為第二章內容，緊跟在“總則”之后，足見其重要性。研讀法條，可以發現1996年職業教育法中提及的初等職業教育消失了，但出現了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學歷層級向上延伸，底部抬高現象明顯。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仍將成為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第三，強化了職業教育治理體系，著重提升治理能力。在外部，將“國務院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上升到法律高度，使其成為統籌全國職業教育工作，部署職業教育改革創新重大事項的重要議事平臺和決策組織。建立“國家職業教育指導咨詢委員會”，為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服務，來指導職業教育考核、評價的開展。在學校內部，要求職業學校“設立理事會”作為學校建設發展的咨詢、協商、審議與監督機構，參與學校管理、支持學校發展。允許職業學校將“一定比例”的教職工編制用于自主聘用專業技術人員、有特殊技能人才擔任專兼職教師，優化教師隊伍建設結構。

第四，著力為職業教育發展營造利好環境。將“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寫入法條，體現了對這個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注。可以說，技術技能人才待遇問題才是影響職業教育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是影響職業教育吸引力的終極性因素。對于企業“聘用未經過職業教育取得相應職業資格的不合格職工”，提出了相應的處罰措施，規范了勞動力市場就業準入制度，有力保護了職業教育受教育者的就業權利，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允許職業學校“從校企合作中以提供教育培訓服務等方式獲得報酬，并自主制訂分配辦法”，是激活職業學校培訓功能、釋放社會服務能力的重要措施。

筆者在學習《草案》過程中，也有一些沒有學懂弄透的地方，或是因為自己沒有讀懂法條，或是因為《草案》作為一個征求意見稿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首先，筆者感到，《草案》對于職業學校具有“學歷教育與培訓并舉的法定職責”強調不夠，甚至有弱化傾向。法律條文可見的基本上都是“職業培訓機構”從事職業培訓，而對于職業學校可以開展的培訓工作著墨不多，育訓結合、并舉并重的思想沒有承襲下來。其次，《草案》強調了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性，但卻是從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兩個層次分別給出界定，既不利于呈現體系的連貫性和一體性，也不利于明確中等職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國家根據產業布局和行業發展需要，重點支持建設高水平職業高等學校”的條款會更加加劇中等職業教育的擔憂，影響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信心，畢竟“雙高計劃”已經忽略過中等職業教育一次，引起了中等職業教育在后示范校時代如何發展、還要不要發展的激烈爭論。如果在職教法制定中不對此加以修正，恐怕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和輿論。在當前國家教育財政投入模式下，財政資金的投向具有強烈的風向標和導向作用，對事業發展具有巨大影響力。再其次，關于行業企業職業教育責任的明確，是本次修法的重大進步，在要求行業企業承擔職業教育責任的同時，也給予了相應的經濟利益補償，但在行業企業職業教育權利方面，以及如何參與學校辦學等方面內容表述還不夠清晰和充分，還有進一步明確和完善的空間。

（作者單位：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中國教育報》2019年12月17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