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成武縣汶上集鎮牛張樓村位于魯西南，由3個自然村組成，目前有457戶、1500多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86戶。因為修河修路等歷史原因，該村耕地僅1400多畝，人均耕地不足一畝，是全鎮人均耕地最少的村。去年年底，村里的貧困戶已全部脫貧，但按照黨中央“扶上馬送一程”的安排部署，目前該村仍享受省扶貧工作重點村政策。

    “村里面臨的難題實際只有一個，就是人的問題，這個問題又引發了其他問題?！苯?，中國教育報融媒體采訪報道組走進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汶上集鎮牛張樓村，與駐村黨支部書記張繼梁，全國政協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霍學喜共同探討鄉村治理人才短缺問題如何破解。其間，張繼梁提出了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問題。

在我國脫貧攻堅的宏偉事業中，一個個行政村猶如機體中最小的細胞，如何解決這里的人才缺乏問題，特別是尋找到能生長在農村土壤中、為農村帶來切實改變、能激發出“細胞”能量的鄉村治理人才，這個話題既有現實性更具長遠意義。

    鄉村治理后繼乏人怎么辦？

張繼梁：兩年前我來到牛張樓村時，這是個“三無”村：無黨員活動室、無正常黨組織生活、無健全村領導班子。更讓人擔憂的是，村班子幾近空設，多年沒有發展新黨員，村集體經濟為零。

這兩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抓黨建。我帶領村“兩委”改擴建黨群服務中心，建章立制，使黨員學習正常化。我們培養的人才已在上個月被任命為村黨支部書記，我將轉為省派第一書記或駐村工作隊隊員繼續幫扶到年底。

二是抓教育。之前村里連幼兒園都沒有，現在已修建起一所高標準的幼兒園；我們回購一處舊民房，改造升級為鄉村少年宮，把成武縣首個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中心建在了我們村；針對青年勞動力，我們依靠當地職業院校，開展烹飪培訓、焊接培訓等；針對老年人，我們建立了幸福院。我希望能把村子建成一個時時可學、處處能學、人人皆學的全民學習型村莊。

三是產業扶貧。我們投入了90萬元建設光伏發電站，每年純收益9萬元左右；另外還依托鎮上的現代農業產業園，建了兩個南瓜種植大棚。

霍學喜：你這兩年做了脫貧攻堅的三件大事——基層政權組織建設、解決重要民生問題、探索特色產業項目。這些工作跟中央和地方政策結合度很高，為我們探索解決類似的村莊治理問題積累了經驗。

張繼梁：其實說到底，村里只有一個難題，就是人的問題，這一個問題又產生了三個問題，第一就是鄉村治理后繼乏人，無法形成人才梯隊。目前我們的村干部年齡都偏大，比如村會計已經66歲，雖然對整個財務管理環節比較熟悉，但不太會用電腦和智能手機，現在找不到年輕人能接替他。

我到過很多地方學習考察，發現那些鄉村振興的標桿、樣板村，90%以上都有本村考出去又回來的大學生或是致富帶頭的能人，這一塊是我們村的“瘸腿”。怎么培育、發展能留在鄉村的治理人才，還請您給我們一些指導。如果有可能，也請您帶到兩會上一起討論。

霍學喜：你的問題把握得很準，這一問題在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普遍存在，解決難度非常大。

我們曾對秦巴山區的30個縣做過調查，發現改革開放特別是2000年以來，有57%的縣吸引人才、技術和資本的能力在持續下降，只有43%的縣略有上升，鄉村治理人才缺乏的問題非常普遍。不要說在相對貧困的山區和欠發達地區，在京津冀這樣的平原地區，這個問題都很突出，說明我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依然不利于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發展。

究其原因，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城鄉公平的基礎設施供給體系和社會服務體系。城鄉之間在醫保、社保和公共安全保障等方面，無論是中央投入、地方投入，還是鄉村自籌投資能力，差距都非常大。

人往高處走，年輕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理解。在這種現實下，農村吸引人才的難度很大，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特殊政策解決人才供給問題。江浙地區由于經濟發達，公共支持能力特別強，類似問題能很好地解決。

我特別強調一點，人才問題一定要跟體制機制、制度政策結合起來討論才有意義。你們村人均耕地不到一畝，如果土地產權改革滯后，不能有效盤活土地或者其他各種資源，生產要素流動就會受到很大限制。年輕夫婦兩口子，再有兩個孩子，要依靠做農業產業過上體面的生活，沒有一定規模的耕地是不可能的。我們在山東半島測算過，一個4口之家的農民想過上體面的生活，也就是他的收入能跟城市地區（比如說當地縣城）同樣類型的家庭收入接近的話，需要35畝耕地。

農村人才吸引力下降只是現象，根本原因在我國城鄉體制性資源配置制度。改革永遠在路上，我國農村地區的產權改革依然非常滯后，所以我建議你在考慮探索這些問題時，要把盤活產權牢牢地抓住。中央最近特別強調市場化配置要素，而不是行政強制配置要素。所以解決問題，我認為有兩條最重要：一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起從經濟角度、市場公平角度能夠吸引優秀人才的制度，包括產權制度、產業制度、政策制度；二是改革需要過程，在現實條件下得采用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手段和必要的激勵手段，要有過渡性的政策安排。

    產業總落后于市場怎么辦？

張繼梁：我碰到的第二個難題是，由于缺少懂技術會經營的能手，我們村產業跟市場的對接不夠準確，老是慢半拍，跟在市場后面走。比如，我們這邊主要種植大蒜，老一輩的經驗是今年效益不好明年肯定就會好，但現在這個規律完全被打破了，今年不好、明年不好，后年有可能還不好。

今年受疫情影響，我們南瓜種植大棚出現了滯銷和價格下跌的問題。往年貝貝南瓜是4元每斤，現在是2元每斤，收益下降了。我們的扶貧產業資金都要求有7%—10%的收益回報率，現在南瓜的銷售情況可能保證7%都很難。所以也給教授出個難題，看有什么辦法幫幫我們。

霍學喜：我們在全國各地調研發現，農村地區存在一些僵尸項目、僵尸企業、僵尸園區，原因就是扶貧攻堅目標有階段性要求，而考察市場、引進企業都需要一個周期。疫情就考驗出我們的風險防控機制還存在問題。所以我們在選擇項目時，需要充分論證，對市場進行前瞻性跟蹤。在跟蹤市場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引進高水平、信用好的企業。比如你在種大棚時引進了壽光的蔬菜企業，他們的水平很高，你做得非常好。

如果村里有條件，盡量要留一點風險準備金，當然最好是由公共財政負擔，比如說縣財政。否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項目失敗，你的壓力大，對老百姓信心的打擊更大。

在陜西，一些蘋果產業做得好的縣和村，就會專門拿一部分錢存起來，出現風險的時候，給損失巨大的企業或者農戶提供一些必要支持。

張繼梁：這個辦法太好了，能起到壓艙石的作用。

霍學喜：本來這個事應該誰來做？保險公司。但是如果一家4畝地，保險成本太高，保險公司沒有積極性。在這種條件下，政府的公共保障機制特別是市場風險化解機制一定得跟上。

明年不是開始進入鄉村振興的第二個階段嗎？我們要進入消滅和管控相對貧困階段，我覺得你可以探索這個機制，但是你一個村解決不了，必須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才行。

張繼梁：好，我記住您的建議。

霍學喜：我給你舉個案例，甘肅省天水市種植花牛蘋果，本來滿足全國市場有180萬畝地就夠了，但各個縣都在精準脫貧，花牛蘋果種植面積現在擴大到250萬畝左右，那么去年蘋果豐收，就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天水市委、市政府決定融資一個億，作為擔?；?，撬動商業銀行給加工企業、儲存企業貸款，通過這一個億的資金撬動，解決了蘋果的儲存加工和銷售問題，平穩地化解了風險。

所以，在保險和信貸存在短板時，政府的公共財政應該把短板補上。我們要共同努力探索這個機制。

    公共治理積極性不高怎么辦？

張繼梁：我的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村社會發育比較滯后，村民對村莊下一步的發展規劃、村干部選拔等事項很漠然，公示以后沒有人參加，事不關己。請問如何提升鄉村的社會治理水平呢？

霍學喜：我們在全國調研時發現，公共治理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在中西部地區也比較突出。我們分析認為，政府有關鄉村治理的政策能不能公平透明地落地是關鍵。鄉村治理有相關規定，憲法里也有相關條款，但在執行過程中，農村黑惡勢力、宗族勢力、復雜的人脈等，都對鄉村治理制度的落地形成了很大的沖擊和影響，這在全國都非常普遍，經過掃黑除惡等工作已經大有好轉。

全國政協在云南省和浙江省做過很好的調研，我跟你談一下我們的體會：

第一，應當全面加強鄉黨委、村黨委對鄉村治理的領導，要落實具體責任。這一點在2019年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中講得很清楚。所有的治理方案、治理制度、村規民約都不能違反憲法，必須以中央關于鄉村治理的一系列文件為準繩。這叫“守底線”。

第二，治理方案必須本土化，和本村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在守底線的基礎上，得有一些創新和抓手。

第三，鼓勵制定規范的村規民約。你看浙江那一帶治理得很好，村規民約特別管用。通過村民多次共同討論、商議，形成一個共同遵守的村規民約，使村民都變成村中事情的利益相關者，同步配置公平的獎懲制度，調動村民參與的積極性。村規民約是讓村民高度關注自己權益和平衡他人利益關系的一個很好的抓手，你好好研究一下。

第四，有意識地培養一些志愿者，參與村容村貌的整治、鄰里關系的調解等。充分動員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或是懷有夢想的年輕人，把他們組織起來，鼓勵他們參與村莊治理。

張繼梁：霍委員，您的建議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相信在實踐中也會產生很大的力度！我先按照您的建議慢慢做起來，先探索，再形成模式。比如，我在上級提出的“扶貧和扶志相結合”后面，又加了“扶制”和“扶治”，就是扶制度和扶治理。我與村“兩委”編制了一個35項2萬字的制度匯編，使黨建、村級議事、財務管理、項目管理等工作逐步規范化、制度化。

霍學喜：就是建章立制，切記要簡單通俗。

張繼梁：下一步我就按照您的建議，把制度精簡化、通俗化，同時做好制度的監督落實。您的一番話讓我堅定了扶貧攻堅的信心。

霍學喜：你參與這么光榮的使命，對你個人的成長、對這個村的影響都是很重要的。在你的人生軌跡當中，這是具有標志性的事件，希望你能做到極致。

（報道組成員：趙秀紅 魏海政 單藝偉 賈蒙 通訊員 焦玉棟，執筆：趙秀紅）

《中國教育報》2020年05月2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