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布《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創新發展白皮書（2009-2019）》（以下簡稱《白皮書》）。《白皮書》顯示，校園欺凌問題已經成為校園傷害案件的重要誘因之一，近半數的校園欺凌案件都發展為網絡欺凌、網絡惡意傳播、網絡暴力。近七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與近六成的未成年人被害刑事案件都存在未成年人不正常接觸網絡不良信息的問題。未成年人網絡犯罪與網絡被害形成“雙刃危機”。

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以下簡稱“未審庭”）自2009年6月成立以來，審理各類涉未成年人案件共計4175件，其中民事一、二審案件2071件，占全部案件的49.6%；刑事一、二審、減刑假釋（含成年罪犯）案件2087件，占全部案件的50.0%；行政一、二審案件17件，占全部案件的0.4%。年總受理案件量呈現先上升，后逐漸平穩趨勢。2013年，受一中院轄區調整的影響，案件量較之前有所減少，但在轄區調整后的6年間保持平穩，每年約為350件。

在備受社會關注的校園傷害案件方面，北京一中院10年來共審理此類案件167件。其中60%以上的傷害事故發生于在校學生之間，50%以上的傷害發生在學校操場、體育場館；在37.2%的案件中學校因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而被判決承擔主要責任或全部責任。

《白皮書》指出，在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中，遭受性侵類犯罪人數占半數以上。北京一中院審理的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里，被害未成年人最小的只有4歲，主要年齡集中在6~10歲，6歲以下占一成以上，6~10歲占近半數，10~14歲占兩成以上，14~18歲占近兩成。性侵害造成的未成年人心理創傷很難自愈。

今天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例備受關注。當下暑期家教盛行，“黑家教”成為監管“盲區”。16歲的劉某是一名高中生，請了北京一所學校的數學“名師”王某作為家教。而王某利用輔導功課之機，強行以親吻、撫摸等手段對劉某進行猥褻，強行與劉某發生性關系，又采用威脅恐嚇的手段禁止劉某將此事告訴他人。

當劉某向父母表明自己不愿意再讓王某輔導功課時，父母認為劉某只是出現了厭學情緒，對劉某的請求并未理睬。劉某要求父母在家中安裝攝像頭，通過攝像頭的記錄，劉某的父母終于發現了王某的犯罪行為并向警方報案。最終，王某被抓獲歸案。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行為已構成強奸罪和強制猥褻罪，判決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2年6個月，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并禁止被告人王某從事與未成年人相關的教育工作5年。

王某提出上訴后，北京市一中院未審庭經審理認為一審人民法院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駁回了王某的上訴。

《白皮書》表明，近年來教育從業人員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人員犯罪增加。其中校外培訓機構的從業人員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對此類從業人員的準入、監管力度較弱，特別是大量不具備從業資質的“黑機構”更是監督管理的“盲區”，相當比例的其他教育機構從業人員不符合培訓機構任教資格條件。

北京一中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周軍分析說，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一是家庭環境缺陷、監護人失格等家庭問題導致未成年人“惡性傷害圈”；二是網絡信息未建立分級制度，未成年人獲取不良網絡內容、網絡消費異常問題頻發；三是社會分層影響未成年人心理與行為；四是部分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的從業禁止管理監管力度不夠；五是貧富差距導致部分未成年人金錢觀念扭曲走上歧途。

對此，法官建議，強化家庭教育與家庭保護功能，家長應當積極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給孩子作好表率，樹立正確的育人觀念，掌握正確的教育方法，及時糾正未成年人的偏差思想，在家庭教育出現困境時，主動尋求社會力量的幫助。

其次，突出學校、教育機構、教育主管部門主體責任，學校、教育機構、教育主管部門應當依法建立優良的教育環境，加強校園安全風險隱患排查預警，加強校園安全防控體系建設，持續深化校園法治安全宣傳教育。

同時，嘗試推行“強制報告”義務，建立未成年人從業禁止人員庫，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教育、救助等特殊職責的單位和人員，在發現未成年人受侵害時，應當及時向未成年人保護部門或公安機關報案并備案記錄，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會警示系統。

另外，加強對監護失格困境兒童的保護措施，積極構建以家庭監護為基礎、社會監護為補充、國家監護為兜底的未成年人監護制度，切實保障兒童生存、發展、安全權益。

最后，從頂層設計優化未成年人保護環境，探索創設國家監護職能的兒童權益代理人制度、強制親職教育程序，立法互聯網信息分級制度，全面規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網絡信息。（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王亦君 實習生 孫汝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