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國際教育”行業發展迅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中國不斷融入世界的表現。但隨著近年來國家和地方出臺各項規范政策，許多“國際教育”的從業者，包括投資者、辦學者、一線教師以及服務于“國際學校”發展上下游的服務者，都十分迷茫。目前學界尚未形成關于“國際教育”較為統一的認識，且事實上中國“國際教育”的表現形態也十分多樣，為了討論方便，這里暫時先限定為以“國際化”為特色的民辦學校，也就是家長和行業從業者日常話語中所談論的“國際學校”為代表，來討論當下中國“國際教育”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未來趨勢。

前世今生

    引進國外教育資源，提升自身辦學競爭力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民辦教育興起，部分民辦學校為獲得市場競爭的相對優勢，選擇了“國際化”的元素，比如強化外語學習，引進國際課程，招聘國際教師，吸納國際理念，爭取國際認證等方式，來增強自身的辦學優勢。這確實滿足了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先富起來的中產階層對教育的多樣化需求。

此后，在“國際學校”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延續的都是這個發展邏輯，即吸收引進國外的教育資源，提升自身的辦學競爭力。只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這個發展邏輯在不斷深化，從看得見的顯性資源，到看不見的隱性資源，從簡單的外語能力提升，到立體深入的全球思維方式培養。但無論如何，這一發展邏輯的前提是國際教育資源具有天然的優勢和競爭力，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是不加批判地全盤吸納。這在行業發展的初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要吸收和學習他人的東西，首先要依葫蘆畫瓢，就像臨摹畫一樣，先臨摹至熟練水平，方能創作。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單純地臨摹他人的作品，顯然已經不能滿足這一時期國家和人民對教育發展的更高需求了，這就是“國際教育”行業發展到今天面臨諸多挑戰的問題根源。

當前挑戰

    如何保持中國價值傳承與國家認同

首先，從國家層面而言，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任何國家都有權且必須保持本國教育的獨立自主，尤其在全球格局復雜多變的今天，教育既關乎文化選擇和價值傳承的問題，也關乎當下國家認同的問題。這不僅是中國政府關心的問題，事實上任何國家都是如此。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卸任前頒布的《每個學生都成功》法案中強調，必須加強美國歷史和憲法教育，提升美國歷史與公民教育的質量，美國聯邦教育部甚至撥專款開展這方面的活動。2015年，法國推出《學校共和價值觀》教育改革，希望通過此舉使學校成為維護法國共和價值觀的一道壁壘。但必須說明的是，文化傳承與國家認同雖然有很多內在的關聯，但并不完全等同，目前很多“國際學校”都在開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這只是部分解決了教育文化價值選擇的問題，并不能以此替代國家認同。因此，如果我們的“國際學校”不能很好地回應這兩方面的問題，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際教育”存在的隱患。

其次，從家長層面來看，目前選擇“國際學校”的家長大多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既有殷實的經濟基礎，也有理性的文化思考。與上個世紀90年代不同，越來越多的家長認識到，僅僅靠語言優勢已然無法保證孩子未來的全球競爭力，這就對“國際學校”的辦學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隨著中國的崛起，加之自身在海外學習或生活的經歷，越來越多的家長意識到民族文化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對一個人在國際舞臺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再其次，從“國際學校”的校長和教師自身而言，在引進他國教育理念和課程的實踐過程中，存在諸多難以理解的文化隔閡，只能生搬硬套，畢竟不是自己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話語體系。因此，越來越多的“國際學校”自覺地探索并嘗試進行中外課程的融合，盡管依然是一些探索性的嘗試，卻有了改革創新的價值和意義。

現代基因

    對教育現代化的探索和嘗試

上世紀60年代，美國頒布了《富布萊特—漢斯法》《和平護衛隊法》和《國際教育法》。這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需求，是為了開展對外援助而培養精通援助國語言、文化和歷史的專業人才，并非為了解決美國本土的教育問題。而瑞士的“國際教育”最初是為了解決外交官子女上學的問題，與不同國家教育體系對接，而創造了一套更具共通性的價值標準，如尊重文化多樣性、倡導世界和平與發展等。

而中國“國際教育”產生的背景與契機截然不同，其發展路徑與其他國家有著基因上的不同，既不同于美國，也不同于瑞士。中國是為了解決自身的教育問題，為了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中探尋另一種可能而選擇了“國際教育”的發展道路。

其本質上，是中國教育從業者為提升中國教育質量、豐富中國教育內涵進行的一次現代化探索和嘗試。例如，“國際教育”的從業者會借鑒國際先進的教育理念、課程體系、教學方法和評價方式等。以理念為例，“國際教育”通常倡導“以兒童為中心”的發展觀，這就是教育中常常討論的“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的重要區別。再如課程，很多“國際學校”開設了“馬術”“爵士樂”等課程，也有不少“財經素養”等內容，但其實這些課程內容本質上是人類文明在體育、音樂等不同領域發展出來的現代內容。因此，其本質是對教育現代化的探索和嘗試。

未來選擇

    扎根中國大地推進教育現代化

今天，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頻繁的全球人口流動和緊密的全球生產資源配置，使得任何一國的“國際教育”都不可能僅僅攜帶自身的發展基因，這些不同的基因在不同國家的“國際教育”中都或多或少地交融在一起。如美國原本服務于“對外援助”的國際教育，也越來越關注如何讓美國學生具有全球勝任力，而中國原本致力于提高本土教育質量、促進教育現代化的“國際教育”，也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積極推動中國學生走向世界。

因此，中國的“國際學校”必須首先扎根中國，直面中國，批判地吸收來自世界各國教育的經驗和歷史教訓，解決中國本土面臨的教育現代化挑戰。認清了這一點，“國際教育”的從業者就不會迷茫。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顧明遠先生就提出“現代教育是現代生產的產物”，后來又提出了現代教育的八大特征。今天，中國社會顯然已處在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生產鏈條中，“教育現代化”既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是一個空間概念。關起門來搞改革顯然是違背時代發展基本趨勢的，但我們必須思考和判斷國際社會哪些經驗是適合中國教育現代化發展需求的。至少有以下幾個判斷的基本標準：第一，全球共通的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如善良、勇敢、尊重、包容等，這些教育理念不因國別文化的差異而不同，甚至在很長歷史時期內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價值觀。第二，新技術的發展給全球帶來的共同挑戰，如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給教育帶來的變化，我們不妨開放地學習他國已有的成功經驗。第三，符合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基本要求的元素，如民主、平等、可持續發展、科學、法治等理念和實踐，同樣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而那些明顯帶有文化價值選擇的內容，確實值得重新審視和反思。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國際教育”從業者需要一次集體的文化自覺，由內而外、自下而上地探索以“教育現代化”為基本理論依據和方向指引的理論思考與實踐體系，建構中國自己的“國際教育”話語體系。

（作者均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19年10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