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和身體在我們的一生里改變了這么多，但就像時鐘時針的變 化一樣，要察覺這些變化很困難。例如，每 4 個月，紅細胞就徹底更替，皮膚細胞每幾個星期就換一輪。大概在7年左右的時間里，身體 里的每一個原子就會徹底由其他原子取代。從物理層面來說，你在不停地翻新，變成一個全新的你。幸運的是，或許有一個恒定的元素連接著所有這些不同版本的你:記憶。記憶說不定能擔此重任，成為編織起你身份形象的線索，令你成為你。它是你身份的核心，提供了連續的、獨一無二的自我意識。

然而這其中或許也存在一個問題:連續性會不會只是幻覺?想象一下，你走進一個公園，與不同年齡的自己相會。公園里有6歲的你、青春期的你、20多歲的你、50 多歲的你、70 多歲的你，以及生命最后階段的你。在這種情境下，你們可以坐在一起，分享相同的人生故事，梳理出你唯一的那一條身份線索。

但真的能做到嗎?你們的確有著相同的名字和歷史，但事實上，你們其實是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目標。你們人生記憶的相同之處說不定比你預想中還少。你記憶中15歲的自己，跟你真正 15 歲時不同;而且，對同一件事，你有著不同的回憶。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記憶就是這樣。

記憶并不是一段視頻，準確地記錄你人生的每一個瞬間;它是來 自往昔時光的一種脆弱的大腦狀態，你要回想，它才浮現。

舉個例子:你來到一家餐廳，為朋友過生日。你經歷的一切，觸發了大腦特定的活動模式。例如，有一種活動模式，由你和朋友之間的對話觸發;另一種模式，由咖啡的氣味激活;還有一種，由美味的法式小蛋糕的味道激活。服務員把拇指放在你的杯子里，是又一個難忘的細節，激發又一種神經元放電模式。在海馬龐大的相關神經元網絡里，所有這些模式集群彼此連接，反復重播，直到連接方式最終固 定下來。同時激活的神經元會建立起更有力的連接:一同啟動的神經元，連線在一起。由此產生的網絡，是該事件的獨特標志，代表了你對生日聚會的記憶。

假設6個月以后，你吃到了一塊法式小蛋糕，味道就跟你在那次生日聚會上吃到的一樣。這把特殊的鑰匙，能夠解鎖相關的整個網絡。最初的集群亮了起來，就像整座城市的燈都點亮了。突然之間，你回到那段記憶里。

雖然我們并不總能意識到這一點，但記憶或許并不如你期待的那 么豐富。你知道朋友們在那里:他穿的一定是西裝，因為他總是穿西裝;另一個女性朋友則穿著藍色的襯衫，不對，也可能是紫色，說不定是綠色。如果真的深究那段記憶，你會意識到，你完全不記得餐廳 里其他食客的細節，盡管當時是滿座。

所以，你對生日聚會的記憶已經開始褪色。為什么?因為你的神經元數量有限，而且它們都需要從事多重任務。每個神經元參與不同時間的不同集群。你的神經元在關系不斷變化的動態矩陣中運作，繁重的需求不斷要求它們跟其他神經元接線。所以，隨著這些 “生日”神經元協同參與到其他記憶神經網絡里，你的生日聚會的記憶變得模糊起來。記憶的敵人不是時間，而是其他記憶。每一件新的 事情都需要在數量有限的神經元里建立新的關系。然而，褪色的記憶在你看來似乎并未褪色。你感覺，或至少以為，完整的畫面始終存在。

你對那件事的記憶更是值得懷疑。比方說，聚會之后的某一年， 你的兩位朋友分手了。回想起那次聚會，你現在或許會錯誤地記起兩人的關系當時就亮了紅燈。那天晚上，他是不是比平常更安靜? 兩人之間好像有些尷尬的沉默?這些細節很難說得準，因為你神經網絡里的相應知識改變了相關的記憶。你情不自禁地用如今涂改過去。因此，對同一件事的感知，在你人生的不同階段很可能有很大差異。

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伊麗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教授進行了一項開創性的研究，發現了記憶的可塑性。她展示了記憶有多么容易受到影響，從而為記憶研究領域帶來了巨大變革。

洛夫特斯設計了一項實驗，請志愿者們觀看車禍的影片，接著問他們一系列問題，測試他們記住了哪些內容。她所問的問題，影響了志愿者們的答案。她解釋說:“我使用了兩種問法:其一是，兩車相碰時，車速有多快;另一種是，兩車相撞時，車速有多快。目擊者們對速度做出了不同的估計。我用‘撞’字的時候，他們認為車速更快。”誘導性問題可以干擾記憶，這令她大感好奇，于是她決定再做進一步的探究。

有沒有可能植入完全虛假的記憶呢?為了尋找答案，她招募了一 群參與者，讓團隊接觸其家人，了解這些參與者從前的生活點滴。掌握了這些信息之后，研究人員針對每一名參與者拼湊出來 4 段童年故事。有 3 段是真實的。第4段故事包含了若干似是而非的信息，但完全是編出來的。它講的是小時候在購物中心迷路，被一位和善的老人找到，最終跟家人團聚的事。

研究人員通過一系列的訪談，把這4段故事講給參與者聽。至少有1/4的人聲稱自己還記得商場迷路事件，盡管它從未發生過。不止如此，洛夫特斯解釋說:“他們一開始也許只‘回想’起一點兒。一個星期之后，他們回來，回憶出來的內容更多了。他們還會說起救了自己的老婦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細節被悄悄填入虛構的記憶里:“老婦人帶著一頂很夸張的帽子”“我抱著自己最心愛的玩具”“媽媽著急得都快瘋了”。

所以，不光有可能往大腦里植入虛構的新記憶，人們還會欣然接受它，為其點綴細節，不知不覺地把幻想編織到自己的身份認同里。

我們都很容易受到這種記憶的擺布，洛夫特斯自己也不例外。原 來，在她年紀還小時，母親在游泳池溺水身亡。多年以后，她和親戚的一番對話引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實:是伊麗莎白在泳池里發現了母親的尸體。這個消息把她嚇壞了，她根本不知道，事實上也根本不相信。但她這樣說道:“從那次生日宴會回家以后，我就開始想，說不定真是這樣。我開始尋思其他我還記得的事情:比如消防員來了，給了我氧氣。或許我需要氧氣，因為我發現尸體后太受沖擊?” 沒過多久，她腦海中就浮現出母親在游泳池里的情形了。

但又過了一陣，親戚給她打電話，說是自己記錯了。發現尸體的并不是小伊麗莎白而是伊麗莎白的姑姑。于是，洛夫特斯得以擁有了一段屬于自己的虛假記憶，細節豐富且印象深刻。

我們的過去并非一段忠實的記錄。相反，它是一場重構，有時幾乎是編故事。我們回顧自己的人生記憶時，應該帶著這樣的認識:不 是所有的細節都準確無誤。一些細節是別人講給我們的，另一些是我們自己補充的，我們認為當時肯定就是那樣。所以，如果你完全根據 自己的記憶來回答你是什么人，你的身份就變成了一段奇異的、不斷變化的、不定的故事。

不愛動腦的人老得快，是真的嗎

現如今，人類的壽命比以往歷史上的都要長，這對保持大腦健康帶來了挑戰。像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疾病會攻擊我們的腦組織，從而損害我們的本質。

但這里有個好消息:一如小時候環境和行為能塑造大腦，它們對你的晚年同樣重要。

來自全美各地的1100多名修女、牧師和修士參加了一個獨特的研究項目——“宗教團體研究”，探索大腦衰老帶來的影響。研究尤其希望梳理出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因素。本次研究的受試者年齡在65歲及以上，無阿爾茨海默病癥狀且未表現出可測量病征。

宗教團體除了是一個穩定的群體，方便每年定期追蹤測試外，其成員還有著類似的生活方式，攝入的營養相似，生活水平相近。這樣就可以減少更廣泛的群體中可能出現的所謂“干擾因素”，或者說差異，如飲食、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等，所有這些都有可能干擾研究結果。

數據收集始于1994年。迄今為止，來自芝加哥拉什大學的戴維·本內特(DavidBennett)博士和其團隊已經收集了超過350顆大腦。每一顆大腦都得到了精心保存，檢測與年齡相關的大腦疾病的微觀證據。這僅僅是研究的一半內容，另一半則涉及收集每一名參與者在世期間的更詳細的數據。每一年，研究里的每一個人都要接受一系列測試，進行心理和認知評估，以及醫學、身體和基因檢測。

團隊剛著手研究時，希望在阿爾茨海默病、卒中及帕金森病這3種最常見的導致癡呆的疾病與認知衰退之間找到明確的聯系。然而，他們發現的結果卻是這樣:就算腦組織上遍布阿爾茨海默病肆虐的痕跡，也不一定意味著人會出現認知問題。有些人去世時具備阿爾茨海默病的所有病理特征，但卻毫無認知損傷。這是怎么回事?

團隊回到之前收集的大量數據里尋找線索。本內特發現，心理和經驗因素決定了是否出現認知損傷。具體來說，認知鍛煉，即保持大腦活躍的活動，如填字游戲、閱讀、駕駛、學習新技能、承擔責任等，它們具有保護作用。社交活動、社交網絡、社交互動，以及體力活動也都有著同樣的效果。

反過來，他們發現，如孤獨、焦慮、抑郁、比一般人更易憂慮等消極心理因素，則跟認知快速衰退相關。積極的特質，如責任心、生活有目標、保持忙碌，則有保護作用。

大腦存在病變神經組織但并未表現出認知癥狀的參與者，建立起了所謂的“認知儲備”。大腦組織部分區域退化，其他區域則得到了充分鍛煉，故此補償或接管了退化的區域負責的功能。我們越是保持自己的大腦認知健康度，大腦從A到B之間建立起的新神經網絡通路就越多，最典型的方式就是用包括社交互動在內的有難度的新穎任務挑戰大腦。

把大腦想成一個工具箱。如果這是個好用的工具箱，它里面會有你完成任務需要的所有工具。需要擰開螺栓，你就會找出棘輪套筒;沒有套筒，你會拿出扳手，扳手也沒有，一把鉗子也能試試看。認知健康的大腦，在概念上與此相同:哪怕一些通路因為疾病退化了，大腦也可以翻檢出其他解決方案。

研究中修女的大腦證明，保護大腦并幫助它盡量長久地保持我們的內在本質是可行的。我們無法阻止衰老的過程，但通過練習認知工具箱里的所有技能，我們或許能夠延緩這個過程。

意識與大腦活躍度有什么關系

當我想到自己是什么人時，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視: 我是有感知的人。我體驗到自己的存在。我感覺自己置身此地，通過 眼睛往外看世界，從我這一中央舞臺感知世界呈現的這場五光十色的 演出。這種感覺，我們稱為意識或覺知。

科學家經常爭論意識的具體定義，但用一個簡單的對比就足以明 確我們說的是什么:你醒著的時候有意識，處于深度睡眠狀態則無意 識。這種區分引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兩種狀態下，大腦的活動有 什么區別呢?

有一種測量方法，那就是使用腦電圖，它通過捕捉顱骨外圍的微 弱電信號，獲取數十億神經元激活放電的綜合活動情況。這是一種有 點笨拙的技術，有些類似于拿著傳聲器站在棒球場外面，試圖了解棒 球的規則。盡管如此，腦電圖仍可對清醒和睡眠狀態的腦活動差異提供即時的分析。

清醒的時候，腦電波顯示，數十億神經元彼此之間參與著復 雜的交流，不妨把這種交流想成體育場內不同觀眾正在進行的數千場對話。

睡覺的時候，身體似乎關機了。所以，人們自然覺得神經元體育場平靜下來了。但 1953 年，人們發現，這樣的假設并不正確:夜晚的大腦和白天時同樣活躍。只不過，睡眠期間，神經元互相協同的方 式不同，進入了一種更為同步的、有節奏的狀態。想象體育場里的觀 眾們一圈一圈地做著墨西哥人浪。

你可以想象，當體育場內同時進行著上千場互不相干的對話時， 討論的復雜度就很高。相比之下，當人群一起做人浪、喊口號時，就不需要過多思考。

所以，在特定時刻你是什么人，取決于神經元放電的具體節奏。 白天，意識從復雜的神經元集群中浮現。晚上，神經元的互動稍微改變了一點點，你就消失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你的神經元讓慢波消 失，重新采用復雜的節奏工作，你才能重新回來。

讀完研究生之后，我得到機會，跟我最敬佩的科學英雄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事。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調 整研究方向，想要解決意識的問題。他辦公室的黑板上寫著許多東 西，黑板中央有一個單詞寫得比其他字要大很多。那個詞一直拷問著 我。那個詞是“意義”(meaning)。對神經元、神經網絡和大腦區域 的機制，我們有許多了解，但并不知道那些奔涌的信號到底有什么意義。大腦的物質怎樣令我們對事物產生興趣呢?

意義問題尚未解決。但我想，我們可以這樣說:某件事情對你的 意義，就于你基于整個人生體驗史建立起來的聯系網之中。

想象一下，我拿起一塊布，往上面潑了些帶色的顏料，然后展示 給你的視覺系統。這有可能引發回憶，點燃你的想象嗎?好吧，也許不能，因為它只是一塊布，對吧?

但現在，想象這塊布上按照國旗的圖案來涂色。我幾乎可以肯定，這會觸發你內心的某種東西，但根據你的個人體驗史，其具體含義是獨特的。你不再把它們視為純粹的物體。你按自己的方式去感知它們。

我們每個人都走在自己的軌跡上，依靠我們的基因和經驗來導 航，故此，每一顆大腦都有著不同的內部生活。大腦就像雪花一樣，每一片都有著獨特的紋樣。

隨著數萬億的連接不斷形成和重組，其獨特的模式意味著不曾有 和你一樣的人存在，以后也不會再有。在此刻，你的意識覺知體驗對你而言獨一無二。

因為身體物質不斷變化，我們也在不斷變化。我們不是固定的。從搖籃到墳墓，我們是不斷發展的作品。

（本文摘自湛廬文化《大腦的故事》，作者：大衛·伊格曼，譯者：閭佳，湛廬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