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現代醫學從哲學中分化而來,又與哲學密不可分。健康的多重屬性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決定了醫學的多學科屬性,哲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等已成為醫學專業學生和醫學從業者必備的理論知識體系。以目標為導向的醫學教育不僅強調職業技能,而且對醫學專業學生的人文素養、科學精神、思維方式和思辨能力等均提出了較高要求,意識形態培育應貫穿于醫學各學科教育中。
關鍵詞:醫學教育;意識形態;哲學;醫學模式;醫學專業學生素養
當代醫學教育尤其與西醫相關專業,秉承的是典型的STEM教育理念,著重培養學生基于科學素養(Science)、技術素養(Technology)、工程素養(Engineering)和數學素養(Mathematics)基礎上的醫學知識和技能。醫學教育體系包括教材、教學過程、考核等,都越來越強調“科學性、專業性”,強調科學證據,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哲學、政治、法律等人文和社會學科中意識形態的培育。這種越來越“專”的醫學教育會不會有短板—培養出認知框架有缺陷的醫學人才?醫學教育和意識形態培育是突兀的融合嗎?
醫學發展與哲學密不可分
醫學的發展,與人類對身體和疾病的認識有著密切聯系。遠古時代人們對疾病的認識神魔化,注重祭祀、祈禱、巫術等原始宗教的方法,即神廟醫學。而真正意義上醫學的緣起來自于早期的自然哲學,醫學擺脫神廟醫學開始進入科學醫學,從神話階段進入到真正的哲學思考階段。
早期古希臘人將哲學與科學完全融合,在思辨和經驗研究之間不做任何區別,也稱為醫學上的前希波克拉底階段。之后古希臘醫學逐漸形成了分析推理的思維方式,走向了一條與哲學相分離、注重分科與實驗的道路。希波克拉底建議將醫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認為醫學的根本目的是治病救人,應當將醫學的研究對象從現象轉向人體,將經驗的方法和解剖的方法視為醫學的主要方法。而這種方法又對當時的哲學家產生了影響,哲學研究的對象也從自然轉向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哲學家關心靈魂的健康,就像醫生關心病人的健康一樣。
醫學模式的轉變賦予醫學教育的多學科屬性
在醫學和哲學相互交融的過程中,醫學模式也隨之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古代和近代的西方傳統醫學,是以機械論和還原論來解釋身體現象和疾病,在醫療實踐活動中,總是從人的自然屬性—生物學特性上進行思考,總是試圖在系統、器官、細胞或分子水平認識機體并診斷疾病,并在相應水平上用手術、藥物、物理等方法治療疾病。這種“生物醫學模式”成為過往包括現今世界最普遍的醫學模式,并貫穿于醫學教育過程中。目前,醫學院校各專業的課程體系也是圍繞生物醫學模式設計的,而涉及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課程內容占比較少。
正如古代哲學已經關注“靈魂的健康”,現代科學對人的健康開始了全面的審視。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其憲章中給出了“健康”的定義:“健康是一種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生活上完滿適宜的狀態,而不僅是沒有疾病和虛弱。”這標志著以健康和疾病為中心的醫學科學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而生物醫學模式卻不能適應這個要求。1977年,美國精神病學和內科學教授喬治·L.恩格爾提出建立一種“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并認為:“為理解疾病的決定因素,以及達到合理的治療和衛生保健模式,醫學模式必須考慮到病人、病人生活在其中的環境,以及由社會設計來對付疾病的破壞作用的補充系統,即醫生的作用和衛生保健制度。”
也就是說,健康的三要素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都賦予了醫學的多學科屬性,哲學、社會科學等已成為醫學專業學生和醫學從業者必備的理論知識體系。目前,醫學教材和課堂教學中傳授給學生的是庖丁解牛的知識點,循證醫學的原則處理疾病,但并非基于真實案例的描述;而醫學專業的工作對象恰恰是復雜且處于動態變化環境中的個體或群體,其健康狀態或疾病風險并不只和生物、物理、化學等直接致病因素有關,也和個體特征、家庭、社區、組織、社會文化環境、政策法規等有關。個體的健康促進、疾病治療,一方面,要基于課堂上傳授的專業知識—對癥和對因處理;另一方面,要擴大“醫學治療”的領域,觸及社會文化環境和物理環境,以獲得最大化的健康效益。
醫學教育中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環節就是要比較國內外疾病流行趨勢及其危險因素的暴露情況以及相關衛生政策等。這其中涉及國情、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層面的描述,沒有“前因”的鋪墊,醫學專業學生很難理解為何我國的慢性病呈現井噴趨勢、為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僅用五十年時間日本青少年的身高發育就超越了中國、為何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能影響國家經濟發展……這其中如果沒有意識形態的引導,很有可能會成為“精日”及崇尚西方文化者所謂的“重要論據”。
以目標為導向的醫學教育須融合意識形態培育
2018年9月10日,全國教育大會梳理了“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等教育原則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發言中指出,要努力構建更高水平的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要把立德樹人融入教育各環節,貫穿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各領域。2015年,教育部首次提出STEAM新教育模式,即在STEM基礎上與人文、藝術、社會學等學科的整合。
具體到醫學教育方面,幾乎所有醫學專業學生入學教育的第一課都是《希波克拉底誓言》,這個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職業道德圣典,一直延續至今仍然是醫學界的行業道德倡議書:“把我的一生奉獻給人類;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將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和尊嚴;我要保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尊重……”。
教育部于1995年制定了我國高等醫學教育的總體目標:“培養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職業道德,較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較寬厚的醫學基礎,較熟練的專業實踐能力和解決醫學實際問題的醫學專門人才。”1999年,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提出了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包括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知識,溝通技能,臨床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維和研究等。毫無疑問,這些醫學專業學生核心素養要求不僅強調職業技能,而且對醫學專業學生的人文素養、科學精神、思維方式和思辨能力均提出了較高要求。
盡管希波克拉底時代將醫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但并不意味著分道揚鑣,為解決當下全球主要健康問題和疾病負擔,將哲學思維引入醫學教育已勢在必行。當前,醫學教育體系須回歸初心,在所有學科(而非僅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教學過程中,培育醫學專業學生的專業技能和思辨能力,培養能在社會生態學模式下促進人群“身”“心”健康的醫學專業人員。(作者:朱文麗,單位: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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