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歷史文化中諸多關于教育的經典論述甄選出來，以教育規律讀本的形式呈現給大家，這實在是一個教育的創新。它深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歷史與文化沃土，賦予了其中教育傳統以時代的新意，并且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我更想向主編和作者們表達敬意的是，他們非常睿智地表達了教育規律的一種民族形態、一種中國形態，充分體現了一種中國教育的文化自信。

教育規律有它的普遍性，但也有它的民族性和特殊性。這種教育規律的民族性和特殊性既從自身的角度豐富著教育的一般規律，也從不同角度為人類的教育理論貢獻自己的智慧。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教育的責任。對教育規律的這種民族自覺，也是一個國家教育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1929年，馮友蘭先生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題為《一件清華當做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寫道：“在德國學術剛發達的時候，有一個人說，要想叫德國學術發達，非叫學術說德國話不可。我們想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也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不可。”他說的這個人就是思想家與文學家歌德。他在《歌德全集》里面曾經說過，德國若要有科學，科學應當先說德國話。因為，18世紀德國是以法文作為文化修養的象征。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經過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思想家和科學家弘揚德國語言的不懈努力，德國的民族文化精神才得到充分的發展和認可。實際上，這種對自己民族國家文字的重視，本質上就是一種民族精神的體現。所以，我也由此而推想，要讓中國教育現代化，也必須讓教育規律講中國話。如果不能用中國的文化和語言去表達和反映教育規律，中國的教育就不可能得到國際的認可，不可能獲得其他民族國際的尊重，也難以真正實現中國教育的文化自信。

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關于教育的論述和思想是極其豐富的，也包含了非常獨特的價值。它們中的許多內容甚至激發了世界上諸多學者對中國文化和教育思想的興趣與向往。美國著名教育學家杜威先生在1919年到中國來訪問時，原本只是計劃做三個月的短暫停留，但卻將返程的行期一拖再拖，直至兩年兩個月以后。我曾經猜想，一定是中國的某些東西吸引了他。而根據梁漱溟先生、杜威的女兒，以及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的看法，杜威的中國之行，以及他在中國的經驗，的確是豐富和發展了他的教育理論。所以，進一步挖掘和發展中國優秀教育傳統文化的價值，不能不是我們這一代教育學者的歷史責任。

因此，《教育規律讀本》一書的意義和價值絕不僅僅是它對教育規律內容的闡述和發展，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中國教育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反映了中國教育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復興和成熟。

《教育規律讀本——育人三十六則》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文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謝維和在該書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中國教育報》2019年10月21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