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行教研活動時，我們時常會聽到或用到“真實表現性任務”“一致性設計”“演繹式和引導式課堂”等諸如此類的術語。這些術語與真實的學校教育教學是什么關系？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語言承載著思維。有著怎樣的話語體系，一般就有著怎樣對應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話語體系是改革方向的顯示器。試想，如果有校長或教師宣稱他們在進行課堂教學改革，但是研討時使用的話語卻是應試的、灌輸的，又或者是空洞的、抽象的、與教育現實脫節的，那就基本可以斷定，這所學校所進行的改革不大可能產生改進的效果。

那是否意味著，只要改革方案中具備了體現新方向的話語，就可以證明改進會發生？并非如此。以課堂教學改革方案為例，應該至少從三個方面進行檢視：一是，方案主要使用了怎樣的體現價值趨向的詞語；二是，方案是否進行了一致性設計，換言之，改革目標是否有相對應的路徑、策略和方法，是否有達成階段性目標的標志性成果設計；三是，是否有確保主要改革任務實現的保障措施，即是否圍繞改革任務進行管理改革，以保證能把主要資源（尤其是注意力資源）配置到位。如果對這三個方面的檢視都是肯定的，那么改進就會發生。

對學校改進至關重要的新的話語體系，不是指僅存在于學校改革文件中的時髦詞匯，而是指從改革本文到教師校本教研乃至小課題研究都在言說的話語，是學校改革采取新行動所設計的路線圖和策略與方法。

我們經常看到，新詞匯常常只存在于改革文件或者教師的論文中，但是在行動的層面卻找不到對應的具體實踐。那么，那些成功達到改進目標的學校，它們的新話語體系是從何而來的呢？

筆者在深入調研那些在教育教學意義上成功進行了關鍵領域改進的學校時，發現啟發他們選擇改革目標和道路的源頭各種各樣，一些來自理論著作或優秀同行實踐，還有一些來自專家診斷與建議。盡管源頭不同，然而其成功因素卻存在共性，即以“學以致用”的態度對待改革源頭。

筆者曾參加過大連市第四十八中學組織的遼寧省“十三五”規劃課題中期研討會，他們申請的課題是“普通高中校本教研整體改革的行動研究”。這所學校的探索體現出了在校本教研體系內建立共同話語體系的過程。自2018年1月普通高中新課程標準頒布后，學校開始探索將新課標和新高考落實到日常課堂教學中的方法。格蘭特·威金斯和杰伊·麥克泰格所寫的《追求理解的教學設計》（UbD）一書給予他們啟發。作者在書中所強調的單元教學、逆向設計、深度探究以及真實情境，或許能夠解決一直困擾他們的課堂教學難題。

找到理念、工具和方法之后，就需在教師教學中進行學習、實驗與推廣。由于教師工作情況十分復雜，考慮到教師時間精力及學習欲望，學校先公開召集了20多位自愿加入“理解力發展”讀書俱樂部的教師。這些教師利用2018年春季學期的4個月讀了兩本書，即格蘭特·威金斯和杰伊·麥克泰格所著的《追求理解的教學設計》和《理解為先模式：單元教學設計指南》。

讀書的目標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即學以致用。由于學校將在2018年秋季學期啟動使用UbD單元備課模板進行備課，因此，此時閱讀不僅僅為了開闊視野，而是要真正理解怎樣進行發展學生理解力的單元備課。由于一開始就本著學以致用的目標，因此教師所做的讀書筆記與以前大不一樣，參加研討的態度和所提的問題也很不同。在4個月的時間里，讀書俱樂部的教師在教研時所用的話語也逐漸改變了。

這種為新的教學設計方式尋找理論依據和策略與方法的閱讀和研討，是符合教師作為成人學習特點的針對性讀書方式，即讀書是為了解決讀書者自己當下的實際問題，因此這是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夠產生內在驅動力。假以時日，參與者就會形成“新共識”，也就是在組織中建立了新的共同的話語體系。只有當學校教育教學改革引入新的話語體系并成為共識后，真正導向改進的改革才會真正發生。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教育學博士）

《中國教育報》2019年10月2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