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家安全學”一詞最早出現于1994年《中國科技信息》第12期刊發的《安全科學與預防事故》一文。最早從學科建設角度探討國家安全學的文章，是發表于內部刊物《首都國家安全》1998年第2期上的《為國家安全立言—“國家安全學”構想》。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國家安全學》，是國內外第一部國家安全學著作，開創了國家安全學這門新興學科。2018年4月9日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加強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施意見》，提出了“推動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和“設立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的明確要求。但是，在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4月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背景下，國家安全學作為一級學科已經難以適應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求，而應設立一個包括國家安全學原理、國家安全管理學、國家安全法學、國家安全戰略學、軍事學、警察學、情報學、外交學、非傳統安全學等一級學科在內的國家安全學學科門類。

關鍵詞：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一級學科；學科門類；高等教育

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建設歷程

在人類思想史、科學史、社會科學史上，“國家安全”是一個出現得非常晚的語詞和概念，“國家安全學”更是一個在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的學科名稱。

長期以來，“國家安全”一詞被認定為1943年由美國國際問題專家李普曼首次提出。然而，我們看到，美國人李普曼講的并不是“國家安全”，而是national security。漢語的“國家安全”，不等于英文national security，它還可以譯指state security，而與state security對應的俄文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早在1934年7月就明確出現在蘇聯的政府機構中了，這就是由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多次更名演變而來的“國家安全總局”。后來，1934年成立的“國家安全總局”經過多次變化，最終于1954年3月變成了后來影響十分廣泛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克格勃的俄文名稱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雖然也被譯成漢語“國家安全委員會”，但它的英文譯名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英文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不同，是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其中的“國家安全”不是national security，而是state security。因此，在漢語體系中，說“國家安全”一詞最早由李普曼于1943年提出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表達應該是，美國人李普曼1943年提出了英文national security一詞。

不僅如此，漢語本身中的“國家安全”一詞，也要早于1943年。通過文獻檢索，我們發現，1934年在上海創刊的《世界知識》雜志，1936年所載張弼《德國廢棄羅加諾公約與歐洲政局》一文中，就出現了“國家安全”一詞。[1]

“國家安全”一詞，無論是于1934年就出現于俄文中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即state security，還是于1936年就出現于漢語中的“國家安全”，以及于1943年出現于英文中的national security，它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都不是一個政治和學術的常用詞。即便是美國的1947年《國家安全法》頒布之后，“國家安全”依然沒有成為政治和學術領域的常用詞，甚至“安全”也沒有成為政治和學術領域的常用詞。在整個《毛澤東選集》四卷中，“安全”一詞只出現過一次，“國家安全”則一次都沒有出現過。這時，更無“國家安全學”一詞。

“國家安全”一詞在政治領域越來越廣泛地被用到，大約是冷戰后期開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雖然十分重視國家安全問題，但長期以來并沒有使用“國家安全”一詞。官方文件中最早使用“國家安全”一詞，是1993年國家安全部成立之前，當時國務院領導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設立國家安全部這一問題。在學術界，雖然“國家安全”一詞20世紀50年代已被少量使用，但使用范圍主要局限于對國外國家安全機構（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評介，及對國際上的國家安全問題的分析，而很少用于分析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更沒有在學術理論層次上深入研究國家安全理論問題和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到了20世紀90年代，“國家安全”一詞才被學界和政界更多提起，也才有了相應的國家安全研究和“國家安全學”一詞。

就目前所見，“國家安全學”一詞最早出現于1994年《中國科技信息》第12期刊發的《安全科學與預防事故》一文中。這篇文章從安全學科建設出發，引出了“國家安全學”一詞，認為“安全科學的學科可以很廣，如國家安全學、社會安全學、生態環境安全學、勞動安全學等。”[2]后來，此文作者朱奕寶又在《中國科技信息》1996年第12期上發表《城市減災重在防—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一文，重復了上述觀點：“安全科學有許多學科組成，如國家安全學、社會安全學、生態環境安全學、勞動安全學等。”[3]1998年，蔡培元和張才鳳所著發表在《中國高教研究》1998年第1期的《人類的安全需要與保衛學的理論研究》一文，從保衛學的角度談到國家安全學，認為保衛學廣義上是“研究人類安全需要發展變化規律以及如何實現這種需要的科學”。“從這個定義出發,我們就不難推斷其所屬各分支學科的概念,如國家安全學就是研究國家安全需要發展變化規律以及如何以隱蔽工作為主來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科學。”[4]張衛1998年1月出版的《俄羅斯特工》一書引用臺灣《中央日報》的報道，在俄羅斯對外情報局一所情報學校開設的課程中，“國家安全學這一學科目前還處于形成階段，主要由偵察和反偵察這兩個基本內容組成”。[5]

最早從國家安全學科建設角度探討國家安全學的文章，是筆者發表于內部刊物《首都國家安全》1998年第2期上的《為國家安全立言—“國家安全學”構想》[6]一文。這篇文章很快又被首次公開出版發行的《國家安全通訊》以《建立“國家安全學”初探》[7]為題壓縮后刊發在1999年第1期，同時還在其所加按語中寫道：“建立國家安全學便成為一項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的理論課題。”“從今年起，本欄目開辟‘國家安全學理論探討’專題，旨在繁榮學術研究，推進理論研究進程。”[8]

此后，國際關系學院部分教學科研人員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國家安全學科建設進行了專門探討。2002年10月，國際關系學院教學科研人員共同編寫的《國家安全學基礎》印行使用。作為《國家安全學基礎》主編之一，筆者2001年又以“國家安全學”為選項，牽頭申報了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設立項，并獲得批準和經費支持。2003年4月，筆者在《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發表《試論國家安全學的對象、任務和學科性質》一文，指出“國家安全學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實用型政治科學。它的研究對象包括國家安全本身、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國家安全保障體系及活動四個方面。它的基本任務是全方位、系統性地研究和探討國家安全及其相關對象的客觀狀態、本質、規律,探尋合理的國家安全觀和國家安全戰略,服務和指導國家安全活動。”[9]2004年5月，筆者主編的《國家安全學》由中國政法大學公開出版發行。

作為國內第一部公開出版的國家安全學專業教材，《國家安全學》開創了“國家安全學”這門新興學科，2006年，被評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8年，獲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頒發的“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在學科理論構建方面填補了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國家安全研究與學科空白，在學界、政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2006年7月，國際關系學院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校級A級精品課程4項，“國家安全學”位列其中。同年，筆者以“國家安全學專業地位及教學內容與方法探討”申報北京高等學校教改立項項目并獲批準。2009年初，“精品通識課‘國家安全學’體系建設”被評為“2008年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高等教育)二等獎”。2009年6月，“國家安全學”課程被評為“2009年度北京市高等學校精品課程”。2012年10月，《國家安全學專業地位及教學內容與方法探討》研究報告通過驗收結項。

2004年版《國家安全學》雖然在國內首次創立了國家安全學科體系，體系結構和基本內容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性和系統性，但從后來的情況看，還有一些地方需要修訂和補充。為此，筆者2014年出版的《為國家安全立學—國家安全學科的探索歷程及若干問題研究》一書，探討了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中的一些新問題，使國家安全學理論體系更加完善，也提出了國家安全學學科的學科地位問題。

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地位與內容

在提出“國家安全學”概念不久，筆者就認定國家安全學不僅是一門學科的名稱，而且是一類學科的總稱。后來，在《國家安全學是國家安全科學與國家安全哲學的統一》一文中，筆者提到：“作為一門學科的名稱，‘國家安全學’是‘國家安全學科’中的一門基礎性、總論性學科，因而可以更準確地命名為‘國家安全學原理’或‘國家安全學基本原理’。作為一類學科的名稱，‘國家安全學’包括眾多具體的國家安全科學，如國內安全學、國際安全學、國家政治安全學、國家軍事安全學、國家經濟安全學、國家安全情報學、國家安全反間諜學、國家安全戰略學、國家安全法學等，因而可以更準確地稱之為‘國家安全學科’或‘國家安全學門類’。”[10]顯然，筆者在這里對國家安全學學科的地位有兩種想法：一是認為國家安全學學科可以是“一級學科”；二是認為國家安全學學科可以成為一個“學科門類”。

在2014年出版的《為國家安全立學》一書中，筆者對國家安全學學科地位的探討更為謹慎。一方面，筆者認為，“國家安全學”可以與“公安學”并列，成為法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另一方面，筆者又認為，根據目前國家安全學科的發展水平和比較現實與可行的選擇，可以過渡性地把國家安全學作為“政治學”一級學科下的一個專業。[11]

但是，對國家安全學學科地位的這種謹慎看法，在近年來我國黨和政府的整體國家安全戰略布局中已經落伍。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國家安全戰略綱要》的出臺及國家安全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國的國家安全教育和國家安全學科建設問題也被擺在了越來越重要的戰略地位上，建設“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明確載入了教育部文件。2015年7月1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每年4月15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還規定“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公務員教育培訓體系”。2016年4月15日，第一個國家安全教育日前夕，習近平總書記指示：“要以設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為契機，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全面實施國家安全法，深入開展國家安全宣傳教育，切實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2016年4月14日，教育部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廣大師生普遍掌握國家安全知識，提升國家安全意識，自覺維護國家安全。2018年4月9日，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施意見》，指出在大中小學開展國家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從多個層次對大中小學的國家安全教育做了部署安排，其中一條就是“推動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設立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

在教育部文件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后，部分高校舉辦了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建設研討會，學者們對如何建設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提出了一些不同想法。一些學者贊同筆者過去的觀點，認為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應設在“法學門類”下，也有學者認為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應設在“管理科學”門類下。正是在這種討論中，本人根據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本內容和觀點反復思考，越來越覺得在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提出的今天，國家安全學已經不應只是一級學科，而應成為一個學科門類。

在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專業目錄中，有一個學科門類是“軍事科學”。如果建設國家安全學學科，那么這個學科中必然要包括軍事安全及更廣泛的軍事問題。這是因為，從現實和本質上看，軍事就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現實中軍事屬于國家安全范疇、國家安全包括軍事相適應，在學科關系上，國家安全學學科體系中不能沒有軍事學，軍事學也不應該處于國家安全學學科體系之外。這就是說，在學科的邏輯關系上，軍事科學只能從屬于國家安全學，國家安全學必須置于軍事科學之上。為此，可以把當前專業目錄中的“軍事科學”門類替換為“國家安全學”，把“軍事科學”作為一級學科置于“國家安全學”門類下，并更名為“軍事學”。在把“軍事科學”降為一級學科并更名為“軍事學”的同時，還需要把過去處于“法學”門類下的“公安學”一級學科納入“國家安全學”門類，并更名為更具普遍性的“警察學”。此外，處于“政治學”一級學科中的“外交學”，也需要納入“國家安全學”門類，并提升為一級學科。這是因為，無論軍事、警務、外交，它們的主要職能都是保障國家安全，都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這樣一來，國家安全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就既有作為基礎理論的國家安全學原理、國家安全管理學、國家安全法學、國家安全戰略學等，也有作為國家安全保障重要方面的軍事學、警察學、情報學、外交學等，以及新生的非傳統安全學、邊疆學等。

如上國家安全學學科門類下的多個一級學科，有些早已比較成熟，如軍事學、警察學、外交學等，有些近年來也已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如國家安全學原理、國家安全管理學、國家安全法學、國家安全戰略學、非傳統安全學等，還有一些需要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如情報學、邊疆學等。同時，在非傳統安全學下，可以設置反恐研究、國家信息安全管理、國家生態安全學、國家文化安全學等非傳統安全專業。國家安全學學科門類之所以有如此豐富的內容，需要設立如此之多的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是由當代國家安全現實內容的豐富性決定的。

國家安全學是國際關系學院率先創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理論。在國家安全學學科體系建設中，國際關系學院一直走在時代前列。在2017年通過教育部審核后，國際關系學院已在2018年招收了全國首批國家安全學專業的研究生。此外，國際關系學院還準備在2019年招收國家安全學專業的本科生。條件具備時，還會招收國家安全學專業的博士生。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國家安全學學科可以作為一個學科門類，被正式列入我國高等教育目錄，從而使更多高校能夠名正言順地招收國家安全學專業學生，也使國家安全學專業畢業生獲得較好的就業機會，最終為我國國家安全事業提供更好的人才保障和知識服務。（作者：劉躍進，單位：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

本文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資助“國家安全風險管理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項目編號：2018YFC0806900）、國際關系學院創新團隊建設重點項目“國家安全學原理的深化與完善問題研究”（項目編號：3262018T01）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張弼．德國廢棄羅加諾公約與歐洲政局[J].世界知識，1936（1）：7.

[2]朱奕寶.安全科學與預防事故[J].中國科技信息，1994（12）：10．

[3]朱奕寶.城市減災重在防—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J].中國科技信息，1996（12）：1．

[4]蔡培元,張才鳳.人類的安全需要與保衛學的理論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1998（1）：86．

[5]張衛.俄羅斯特工[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251.

[6]劉躍進.為國家安全立言—“國家安全學”構想[J].首都國家安全,1998(2)：2-4．

[7]劉躍進.建立“國家安全學”初探[J].國家安全通訊，1999（1）：31-33．

[8]《國家安全通訊》編輯部.建立“國家安全學”初探?編者按[Z].國家安全通訊，1999（1）：31．

[9]劉躍進.試論國家安全學的對象、任務和學科性質[J].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132．

[10]劉躍進.國家安全學是國家安全科學與國家安全哲學的統一[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0（5）:13．

[11]劉躍進.為國家安全立學[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125．

《北京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