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在過去二十多年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不僅在規模上成為世界第一，毛入學率接近50%，而且一批大學已經進入世界一流行列。這種輝煌的進步舉世矚目。同時，一些深層次矛盾也在積累，問題正在顯現。有些指導思想以及所產生的政策出發點本是好的，在過去教育事業發展的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上述成就的取得有顯著貢獻；但隨著內外在環境和條件的變化，有關利益方長期的博弈，無意之中形成了一種囚徒困境式的均衡，對我們事業進一步發展的制約日益顯現。近年來，出現的“績效工分”“跑部錢進”“帽子問題”和“重科研輕教學”等社會輿論關切都是具體的體現。我們認為，國家和地方財政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機制是其中一個原因。

大學的收入，大體可分為三部分：來自政府的財政補助收入、大學的事業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財政補助收入的“撥款性”最強，其中占主要部分的是“教育補助收入”，約90%左右，是關注的主要對象，也是政策調控能起最大作用的部分。

根據有關數據，國家和地方的教育財政支出在大學之間的分布呈明顯長尾。這本身不一定是問題，有差異才能有發展。進一步觀察數據，我們發現在過去十多年，這種差異一直居高，且近五年還有擴大趨勢，這一點在基尼系數或中位數與均值的差距等指標上反映明顯。這是不是就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自然還需要有關方面做進一步的綜合評估和分析。假如評估的結果顯示這是個問題，那么就需要解決或緩解。具體來說，就是要看差距變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抓住主要矛盾，問題可能迎刃而解。

仔細分析上面說的教育財政收入，大體上又可分為常規經費和專項經費兩大類，其中常規經費以十年前開始推行的生均經費為主。在黨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以中央教育財政支出為例，過去十年提高了約3倍，充分體現了“教育優先發展”的指導思想。同時，其中的項目支出提高了5倍。中央教育財政支出中的項目支出的比例比過去十年里提高了10多個百分點，近年來已近40%；這一部分支出在大學之間的分布不僅呈長尾，而且在過去五年里差異化趨大，是對應基尼系數趨高的主要貢獻者。因此，如果要縮小或者限制大學教育財政收入的差異，在總體教育財政支出不減的條件下，提高基本支出的占比，將項目支出控制在一定范圍，如在20%以內，就是一個具有宏觀調控精神的抓手。

第一，這么做是符合教育改革精神的。以生均經費為主體的基本支出是大學收入的一個穩定預期，而項目經費則需要階段性爭取，項目本身也是階段性形成。這里也有一個對生均經費觀念改變的問題，基本支出不應該只是保運行，如教師隊伍建設等穩定發展措施的落實也當包含在其中。在這個意義下，提高基本支出的占比，讓大學能夠對項目少一些依賴，也就是擴大辦學自主權的一個舉措。第二，這么做也是符合時代精神的。中國進入新時代，社會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中國高等教育需要調整發展模式，更加重視整體的進步，整體質量的提高。中國需要若干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萬千頂尖人才，更需要培養千百萬受過良好高等教育、人民滿意的普通勞動者。過去幾十年，我們靠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實現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一次騰飛。當下，我們也要靠制度優勢，讓騰飛起來的中國高等教育落在堅實的大地上。（作者：李曉明，單位：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

《北京教育》雜志